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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道的，是在巡街，不知道的，还以为是清末官员出巡了。
事实上，滇军巡查队可比清末官员凶多了。从四川警察到川军，见到令箭一律要行最高军礼。行礼也就罢了，巡查队员瞧站岗的警察不顺眼，便以敬礼不标准为由，拖下来就是一军棍，有时还要饱以老拳，弄得值班警察都不敢上街执行任务，见到巡查队就远远跑掉。
军人同样不愿惹麻烦。川军官兵上街时一般多换便衣，如果是穿着军装，便坚决不去滇军控制范围，以求彼此相安无事。
警察和军人都是如此，川民境遇可想而知了。当巡查队耀武扬威开过时，街道上的小商小贩及行人避之唯恐不及，撞上动作稍慢，让道让得迟的，还得结结实实挨上一顿打骂。
渐渐地，入驻者们成了这座城里无人能够加以约束的阎王爷。甚至于一般的滇军士兵也在街上仗势欺人，吃饭买东西不给钱，那是家常便饭，有时警察看不惯要上去制止，也会遭到暴打。
滇黔两军的服饰跟川军不同。滇黔军的军帽边沿一圈都是红色，而川军则一律灰色，四川人因此形象地把滇黔军称为“红边边”，川军称为“灰边边”。
想当初，蔡锷率滇军进入时，成都曾经万人空巷，人们扶老携幼，争相赶来领略其风采。那时的滇军也因护国运动之功，而一改从前的“滇寇”形象，成为一支川人感谢和崇敬的英雄部队。可是没想到时间不长，他们就露出了自己的狐狸尾巴，“红边边”再也不受欢迎了。
罗佩金似乎丝毫没有意识到身边所潜伏的危机，在“护国中坚”的荣誉已渐渐失色的情况下，还以为自己仍拥有对各军生杀予夺的绝对权威。
1917年3月，罗佩金召集各军将领在成都开会，会议的中心内容是落实北平政府的编遣决议，对在川军队进行缩编。
此时的驻川军队，川军是五个师，滇军是两个师。按照北平政府提出的要求，川军要缩为三师一旅，滇军要缩为一师一旅。
虽然都是缩编，但滇军加上附属的特种兵，仍合两师之数，实际没多大损失，川军挨的刀却是一丝不差。
在待遇上，两军也相差很大。滇军被列为“国军”，享有中央政府军队的待遇，川军则被列为地方军。仅就军饷一项，川军就要比滇军少三分之一，而且川军番号还是“暂编”，一个暂字，就意味着前途未卜，上面随时可以把你这个编制予以取消。
这个办法显然对川军十分不公，毕竟在四川的地盘上，川军是主军，滇军是客军，但罗佩金原本就存有私心，老是想着要“强滇弱川”，这样的裁军办法对他来说，正求之不得。
之前，罗佩金只是象征性地把川军五个师的编制报了上去，北平政府自然是不同意。
好，这是上面不同意，不是我不给你们报啊，于是罗佩金例行公事地召开了裁军会议，并在会上强制推行北平方案。
未出所料，川军各师师长都叫苦连天。罗佩金把脸一板，不由分说：“总之，川军加起来不能超过三师一旅。实在不行，就砍掉特种兵，只保留纯步兵。”
当罗佩金说出这番话的时候，他没留意到，墙角处有一个人正在嘿嘿冷笑。护国战争结束，感到最为失望和气愤的，是罗佩金的陆士同学刘存厚。
刘存厚最早发动阵前起义，除负责联络陈宦外，还投入对曹锟的作战。后来周骏逃离成都，又是刘存厚第一个率部入城。在蔡锷到来之前，是他负责代理军政事务，维持地方秩序。古史中有“先入关中者王之”的说法，刘存厚隐隐然也有了这种期盼。
刘存厚认为自己绝对有资格称王。当然如果蔡锷要来做这个王，他愿意让贤——蔡锷抵达成都时，刘存厚曾带着众人到市口迎接，那时他对此并无多少抵触情绪。
问题是蔡锷多病多灾，很快就被迫赴日就医。走之前，蔡锷保荐罗佩金为四川督军，保荐黔军驻川负责人为四川省长，里面竟然没他刘存厚什么事。
刘存厚仅仅得到了一个川军第一军军长的虚衔，其实他能统领的，仍然只是原先那个师。
敢情工蚁一样折腾了半天，都是为你们这些外地人忙活的？
刘存厚最早在云南新军中任管带（营长），是蔡锷和罗佩金的部下，也参加了云南起义。不过那时候蔡、罗对他并不重用，导致刘存厚混得很不得意，没多久就回了四川。
在护国战争中，尽管刘存厚很是卖力气，但蔡锷对他的态度依然如故，曾以作战不力为名，要将他的部队并掉。后来虽未实行，却被刘存厚发现了，从此便开始有意识地与滇军保持距离。
现在一无所获，刘存厚更加断定，这是蔡锷、罗佩金对他一贯轻视、疏慢的结果，自己要想出人头地，这些人就是拦路虎，绊脚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