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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之下，这药在小男孩身上的效果就远不尽如人意了。自从小少爷乔吉对车厢里的气味做了几次未加遮掩的高声评论后，他便被裹在了他母亲的胸前，此时他向外张望着，脸色颇有点发青。我密切地关注着他，并同时关注着对面座椅下的那把便壶，以备不时之需，助此二者迅速找到彼此。
我猜想这把便壶是为恶劣天气或其他紧急情形准备的，因为一般来说为了女士们文雅的需要，马车会每过一小时左右稍作停歇，这时候全车乘客则好似一群鹌鹑般四散着进入路边的植被之中，即使那些不存在大小便需要的人，也很需要从格雷厄姆先生阿魏袋的恶臭里寻求解脱。
换了一两次座位，格雷厄姆先生发现他在我身边的位子被华莱士先生占了，一个胖胖的年轻律师，刚在因弗内斯处理完一位年迈亲戚的遗产，准备回爱丁堡，他这么向我解释。
对于他从事的法律事务，我的兴趣远不如他本人，但此情此景下，他显然被我吸引的事实也算让人欣慰，于是当他从口袋里掏出袖珍的象棋棋盘摆在膝盖上，我便与他开始对弈，消磨了几个小时时间。
期待着即将在爱丁堡遇见的一切，我的注意力既没有集中在旅途的不便上，也没有专注于复杂的棋局。A.马尔科姆这个名字不断回旋在我的脑际，犹如一支希望之歌。亚历山大·马尔科姆，这必定是詹米，显然必定是他！詹姆斯·亚历山大·马尔科姆·麦肯锡·弗雷泽。
“考虑到卡洛登之后高地叛党的遭遇，在爱丁堡这样的地方使用化名是非常合情合理的。”罗杰·韦克菲尔德这么向我解释，“尤其对于他——毕竟他是个被定了罪的叛徒。而且看样子，他好像也习惯成自然了，”他的口气有点挑剔，一边审视着那篇批判税法的文章潦草的手稿，“就当时来说，这简直就是煽动叛乱。”
“是啊，听上去很像詹米。”当时我这么冷冷地一说，但内心着实在狂跳不止，眼见那与众不同的散漫草书和其中措辞大胆的评述。我的詹米。我拨弄着裙子口袋里硬硬的长方形小包，琢磨着还有多久我们才能抵达爱丁堡。
天气一直反常地好，除了偶尔的细雨之外，一路畅通无阻，我们用不到两天时间就完成了整个旅程，途中四次停车换马的时候，我们在驿站酒馆里吃了点东西。
马车驶进一座庭院，是一家名叫博伊德白马的客栈的后院，坐落在爱丁堡皇家一英里的脚下。乘客们下了车，步入熹微的阳光，好似一窝刚从蛹中孵化的蝴蝶，翅膀凌乱，动作生涩，对于走动的自由深感陌生。走出幽暗的车厢，就连多云的爱丁堡灰色的天光都显得令人目盲。
我感到久坐的双脚有点发麻，但还是连忙开始赶路，指望能在先前同程的旅伴们忙着领取行李的时候赶紧逃离这个院子。然而事与愿违，快走到街上时，华莱士先生追上了我。
“弗雷泽夫人！”他说，“请问我能否有幸陪同您去往目的地？您肯定需要人帮您搬行李的吧。”他回头朝马车望去，马夫们明显正相当随意地把旅行袋和手提箱一个个扔进人群，继之传来一片混乱的抱怨和叫喊。
“呃……”我说，“谢谢您，不过我……呃，我会把行李留给店主看管。我的……我的……”我忙乱地搜肠刮肚，“我丈夫的仆人会过来取的。”
听见“丈夫”一词，他的胖脸微微一沉，但还是很有礼貌地恢复了笑容，举起我的手深鞠了一躬。
“我明白了。能否允许我为了您一路上令人愉悦的陪伴表示深切的感谢，弗雷泽夫人？也许我们下次还会见面。”他直起身，审视着喧腾的人群从我们身边经过，“您丈夫会来接您吗？能认识他我将深感荣幸。”
虽说华莱士先生对我的兴趣算是种相当的赞美，但也很快变得相当烦人。
“不，我要晚些时候才跟他碰头，”我说，“遇见您真是荣幸，华莱士先生。希望以后还能再见。”我热诚地握了握华莱士先生的手，这让他很有些窘迫，趁着这时我便一溜烟地穿过了成群的旅客、马夫和食品小贩。
我没敢在车站附近停顿，生怕他会跟着我追出来。于是我一转弯冲上了皇家一英里的斜坡，在宽大的衣裙所允许的范围里全力奔跑，跌跌撞撞地穿过人群。幸运的是，我选了个市集日来到这里，从车站方向看起来，我不一会儿就消失在街边林立的锁定摊位和卖牡蛎的商贩之中了。
跑向斜坡的途中，我停下来，像个躲过追捕的小偷一般喘起了大气。这儿有座公共喷泉，于是我在池边坐下，好缓一缓呼吸。
我到了。真的到了。爱丁堡在我身后顺坡而上，一直上到那巍岩耸立的爱丁堡城堡，我的前方则正对着城市脚下雄伟壮阔的荷里路德宫。
上一次我站在这座喷泉边的时候，美王子查理正向集结在爱丁堡街头的市民发表演说，用他的皇族气概掀动得群情振奋。当时他从池边向那喷泉中央雕花的尖顶奋力一跃，一脚踏进池中，抓紧一个泉水喷头呼喊道：“向英格兰进军！”于是乎，人群咆哮起来，欣然感动于这彰显着青春的昂扬斗志和英武体能。若非注意到池中泉水早已为此举预先关闭，我本人也很可能会被深深打动。
查理如今身在何处，我心生好奇。卡洛登后他回到了意大利，想必是从此过上了终生流亡的皇族所可能过上的某种生活。他近况如何我无从知晓，也无心去牵挂。此人既已从历史的书页中翻篇而过，也在我的生命里就此终结，留下的只有一派残破不堪。如今还有多少能得到拯救尚未可知。
我觉得好饿。天刚亮时在邓达夫的客栈里吃了点简陋的麦片粥和煮羊肉，那顿匆忙的早餐以后我就什么都没再吃了。口袋里还有最后一个三明治，当车厢里满是同车旅客窥探的目光时，我一直没去动它。
我掏出三明治，小心地把它打开。夹了花生酱和果冻的白面包此时已惨不忍睹，紫色的果冻渗透了疲软的面包，整个三明治被压成了扁平的一坨，然而它却美味无比。
我认真地享用起来，品味着醇厚而油滑的花生酱。有多少个早晨，我在这样的面包上涂抹花生酱，为布丽安娜做三明治带去学校当午餐？想到这儿，我坚决地打消这个念头，转而把注意力分散到路人身上。与现代人相比，他们确实有点不同，无论男女都相对较矮，营养不良的迹象颇为明显。尽管如此，他们身上却有一种强烈的亲切感——这些是我熟知的人，大多是苏格兰和英格兰人，多年来听惯了波士顿人平直的鼻音，这满大街滔滔不绝的浓郁的小舌腔给了我一种异乎寻常的回家的感觉。
吞下了最后一口代表我的过去的甜蜜与香浓，我一把捏皱了保鲜纸，环顾了四周，见没人看我，便打开手掌让那一丁点儿塑料薄膜偷偷地掉到了地上。那团薄膜在鹅卵石路上滚了几英寸，随后仿佛有了生命一般，自动地松散开来。轻风吹起，那微薄的透明纸瞬时张开了翅膀，就像一片树叶似的从灰色的石头上飞扬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