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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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月四日(12)的礼物。”邦从少校正在经过的小车后面现出身来。我的目光始终没离开少校。少校离我不到三英尺，问道：“商场七月四日送礼物？”
他的表情依旧迷惑。我双手捧着袋子递到他面前，他身体前倾，想瞅瞅里面的东西。在他身后，邦提着枪靠了过来。他只穿袜子的脚踩在地上，没发出一点声音。“不必这么费心。”少校说着话，接住了袋子。这是邦开枪的最佳时机。但他竟然没扣动扳机，而是打了声招呼：“嗨，少校。”
少校一手拎着午餐盒，一手提着礼物，转过身去。我随即闪到一旁。他见到邦，刚想说什么，邦的枪响了。枪声在停泊处回响，震疼了我的耳朵。少校一头栽倒在小径上，颅骨裂开。即使这枪没打死他，这么栽倒在地也会要了他的命。他仰躺在地上，前额上的弹孔看似第三只眼睛，汩汩往外淌血。“快动手。”邦将枪插入腰带，低声催促，随即跪在地上，将尸体翻成侧卧状。我弯腰提起尸体旁的塑料袋。袋子上黄色开心的脸血迹斑斑。少校张开的嘴呈现出想说而没说出的最后那个字的发音形状。邦抽出少校屁股口袋里的钱包，站起身，推着我往车子走去。我看看表：八点十三分。
车驶出停泊处。麻木感向我袭来，先大脑，再眼球，延至脚趾、手指。“我本以为他不会看到自己被杀。”我怪道。“我就是不能在他背后开枪。”邦说道，“不要担心。他感觉不到一点疼。”其实，我不是关心酒仙少校疼或不疼，而是关心我的感觉。我俩没再说话，快到家时，我将车驶入一条小巷，在那里，我们给车换上原牌。之后，开车回到家里。脱运动鞋时，我发现白色鞋尖上沾有血迹，于是将鞋拿到厨房，用湿纸巾擦掉血迹，完后，用挂在冰箱旁墙上的电话拨通了将军电话。冰箱门上还贴着我列写东西方性格特质的纸。铃响第二遍时，将军接听了电话。“哪位？”他问道。“事已办妥。”一阵沉默。“好。”我挂断电话，拿着两个酒杯、一瓶黑麦威士忌回到客厅，发现邦已将少校钱包里的东西清空在咖啡桌上。“怎么处理？”他问道。有社保卡、所在州发放的身份证（少校没有车，因而没有驾驶证）、一叠收据、二十二美元纸币、一撮找零硬币。此外，还有几张照片，其中一张是他与妻子结婚当日的黑白照，俩人很年轻，西式装束，酒仙少校那时已很胖；一张是他俩双胞胎孩子几周大时的彩照，皮肤皱褶，分不出男孩女孩。“烧掉。”我说道。第二天，我会将钱包连同偷来的车牌、塑料袋与灰烬，一起处理掉。
我将一杯黑麦威士忌递给邦时，看见他右手掌心的红色伤疤。“这杯为少校喝。”邦说道。黑麦威士忌味像药水一样难喝，为冲洗掉难受味，得赶紧喝下第二口，而为冲洗第二口难受味，又得喝下第三口，如此这番，邦和我不停地喝，边喝边看电视。电视在播放美国国庆特别节目。这个国庆可不是一般意义的国庆，而是既伟大又强大的美国的两百岁生日。美国像一个拳击手，过去一段时间出外征战，挨了重拳，有些晕眩摇晃，如今站稳了，又随时可出击了。媒体精英们就这么鼓噪。看完电视，我俩吃了三个脐橙，便上床睡觉了。我躺在下铺，闭上眼睛，感觉脑袋像一间屋子，思想像屋里重新布置的家具；在这间屋里，我磕磕碰碰，见到的东西让我不寒而栗。睁开眼，也是如此。无论闭眼还是睁眼，我总能看到：酒仙少校的第三只眼，因为看清了我的为人，在流泪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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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Wayne（1907—1979），美国演员，以演出西部片和战争片中的硬汉而闻名。
(2) 一种高效落叶剂，因其容器的标志条纹为橙色，故名“橙剂”（Agent Orange）。越战期间，美军用低空慢速飞行飞机将橙剂喷洒到越共藏身的丛林上，使其落叶。奥兰治县英文是Orange County，故有“橙剂至少是用该县县名命名的”一说。
(3) Tahiti，又译为大溪地，是法属波利尼西亚向风群岛中的最大岛屿，位于南太平洋。这里四季温暖如春、物产丰富。居民称自己为“上帝的人”，外国人则认为这里是“最接近天堂的地方”。
(4) Paul Gauguin（1848—1903），法国后印象派画家、雕塑家，与凡·高、塞尚并称为后印象派三大巨匠。
(5) 英语中，“保守派”与“正确”都是right，作者幽默运用了一语双关。
(6) 原文为cold feet，还有“失去勇气或信心”之意，一语双关。
(7) 越南头顿市昆岛区。法国殖民时期，该区的最大岛屿昆宋岛是关押抵抗者的地方。1954年由南越政府接收，继续关押包括学生在内的异见人士。
(8) 不是英国的威斯敏斯特，而是位于加利福尼亚州奥兰治县的一个市。
(9) 菠菜（spinach）和西兰花（broccoli）的音译。
(10) Sir Noël Coward（1899—1973），英国演员、剧作家、流行音乐作曲家，因影片《与祖国同在》（<i>In Which We Serve</i>）获1943年奥斯卡荣誉奖，同性恋。
(11) 小说《安静的美国人》中的美国特工。
(12) 美国独立日、国庆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