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通往赫夫纳区巴黎绸缎公司楼上里菲医生诊所的楼梯上只有一点昏暗的亮光。楼梯口挂着一盏灯，玻璃罩脏兮兮的，用托架固定在墙壁上。灯上装了个锡皮反光器，已经锈得发黑，上面落满了尘土。上楼梯的人总是踩着前人的脚印往上爬。松软的楼梯板已经被踩得有些塌下去了，一路有许多明显的凹陷。
到楼梯顶向右转是里菲医生的房门。左边是一条堆满垃圾的黑乎乎的过道。旧椅子、木匠用的支架、短梯、空盒子都躺在黑暗中等着蹭破谁的小腿。这堆垃圾是巴黎绸缎公司的。店里的柜台或者架子用不上时，伙计们就把它搬上楼扔在这堆东西上。
里菲医生的诊所大得像间谷仓。屋子中间放着一个圆肚子的火炉，底座周围堆着一圈木屑，用钉在地板上的厚木板围着。门边放着一张大桌子，从前是赫里克服装店的一件家具，用来陈列定做的衣服。桌上摆满了书籍、药瓶和外科手术器械。桌边放着约翰·斯帕尼尔德留下的三四个苹果，他是栽培树苗的，是里菲医生的朋友，他一进门就从口袋里悄悄往外掏苹果。
中年时期的里菲医生高大笨拙。后来的灰白胡子此时还没出现，上嘴唇留着一抹棕色胡子。他的风度并不优雅，随着年龄越来越大，心里老为手脚搁哪儿而发愁。
那时，伊丽莎白·威拉德已经结婚很多年，儿子乔治已经是个十二岁或者十四岁的少年了。有时在夏天的午后，她会爬上破楼梯，来到里菲医生的诊所。这个女人原本修长的身体已经开始弯曲，无精打采地挪动着。表面上她是去里菲医生那里看病，但多半时候这种拜访跟看病没有多少关系。她和医生虽然也谈到健康，但多半谈的是她的生活、他们彼此的生活，以及他们在温斯堡生活期间浮现在他们头脑中的各种想法。
在空荡荡的大屋子里，这一男一女坐在那里注视着对方，他们很相像。他们的身体有区别，他们眼睛的颜色、鼻子的长度、生存的环境也都不同。但是他们内心有某种东西是一致的，期求同样的解脱，在旁观者的记忆中会留下同样的印象。后来，医生年纪再大些的时候娶了一个年轻的妻子，他常常跟妻子谈论与这个来看病的女人一起消磨掉的时光，讲了许多他以前未能告诉伊丽莎白的事情。他到老年时差不多变成一个诗人了，对于过去发生的事情有种诗一般的看法。“我的人生已进入非得祈祷不可的时期，因此我发明了神灵，向他们祈祷，”他说，“我既不把祈求的东西讲出来，也不下跪，而是在椅子里一动不动地坐着。在下午晚些时候，闷热的主街上悄无声息，或者在冬季天色阴沉的时候，这些神灵会走进诊所，我想不会有人知道他们。后来，我发现这个女人伊丽莎白知道，她同样崇拜这些神灵。我想，她到诊所来是因为知道神灵们也在这里，而她也很高兴发现自己并不孤单。这样的经验难以解释，虽然我想这种事也常常发生在其他地方的男女身上。”
伊丽莎白和里菲医生在夏天的午后坐在诊所里谈论他们两个人的生活时也会谈到其他人。有时医生会讲些充满哲理的警句，讲完后就愉快地笑起来。间或在沉默一阵后说出一句话或给出一个暗示，奇异地照亮了说话人的生活，一个愿望变成一种欲望，或者一个半死的梦想忽然间闪耀着生机。大部分话是这个女人说的，她说话时并不看着这个男人。
旅店老板的妻子每次来看医生，说话都会变得更加自在一点，在他面前待上一两个小时后，从楼上下来走到主街上，她有种焕然一新的感觉，似乎更有力量抵抗生活中的沉闷乏味了。她朝前走去，身体摇摆的节奏近乎少女，但是，等她回到自己屋里，在窗边的椅子上坐下时，当黑暗降临，旅店餐厅的一个女孩给她端来晚饭时，她会让这种激情冷却下去。她的思绪飞回了热烈地渴望冒险的少女时代，回想起在还可以冒险的那段时光里拥抱过她的男人们的手臂，特别是回想起一个曾经是她情人的男子，在激情迸发的时刻对着她大喊了一百多遍，一遍又一遍疯狂地重复着同样的话：“宝贝！宝贝！可爱的宝贝！”她觉得，这些话表达出了自己一生都想得到的东西。
在这个破烂陈旧的旅店，老板患病的妻子坐在自己房间里哭了起来。她捂着脸，身体前后晃动着。朋友里菲医生的话在她耳边回响。“爱情就像黑夜里拂过树下青草的风，”他说，“你千万别想方设法把爱情界定得清清楚楚。爱情是生命中神圣的偶然。如果你想把它弄明白，让它确定无疑，想生活在柔和的晚风吹拂的树下，那么，令人失望的漫长炎热的日子很快就会到来，驶过的马车扬起的沙尘就会落在亲吻过后激动而温柔的嘴唇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