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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一个闲适的星期天下午，正是沃尔登喜欢的那种。他站在敞开的窗前眺望府邸的景致，葱郁的树木点缀了宽阔而平坦的草地：一棵欧洲赤松、一对高大的栎树、几棵栗子树，还有一棵少女卷发般的柳树。日头很高，树木投下几片幽暗、阴凉的影子，鸟儿悄无声息，只有窗外开着花儿的藤蔓里传来蜜蜂心满意足的嗡嗡声。宅子里也一片宁静，到了下午佣人大多休假了。周末唯一的访客是沃尔登的弟弟乔治、乔治的妻子克拉丽莎和他们的几个孩子。乔治出门散步了，克拉丽莎正躺着休息，孩子们则不知跑到哪里去了。沃尔登感到十分放松，他参加礼拜时照常穿的礼服大衣，再过一两个小时就要换上晚餐穿的燕尾服和白领结，不过眼下他穿的是舒适的粗花呢西装和一件软领衬衫。他心想，若是莉迪娅今晚能弹会儿钢琴，那今天就完美了。
他转向妻子：“晚饭以后你能弹上一曲吗？”
莉迪娅微微一笑：“你想听，我就弹。”
沃尔登听见一阵声响。他转头向窗口望去，只见车道的尽头——离他四分之一英里远的地方出现了一辆汽车。沃尔登不禁有些恼火，如同大雨来临前被右腿的阵阵刺痛烦扰的感觉。只是一辆车而已，为什么会让我这样心烦意乱呢？他心想。尽管汽车在夏日里呼啸而过，在未铺砌的土路上扬起团团尘土，搅得整座村庄都不得安宁，但他并不讨厌汽车。他自己就有一辆兰彻斯特牌汽车，经常乘着它往返伦敦。他还在考虑给土路铺上几百码的柏油路面。对于这种事，他通常不会优柔寡断，不过从1909年劳合·乔治[1]建立了道路委员会起，村里的道路就不再由他负责了。他忽然意识到，这才是他恼火的原因所在。这是典型的自由党立法形式：他们从沃尔登手里收钱，去做他原本就打算做的事情，然后再把事情搞砸。他想：我猜到头来还是要我自己铺路，只不过付两次钱难免让人心里窝火。
汽车拐进铺着砾石的前院，噪音大作地抖了几抖，在南门口停下来。汽车废气一股股地飘进窗口，沃尔登屏住了呼吸。司机戴着头盔和护目镜，身上穿着厚重的皮夹克，他下了车，为乘客打开车门。一个身穿黑色大衣、头戴黑色毛毡礼帽的矮个男人走出了车厢。沃尔登认出了那个人，心里不禁一沉：这个安详的夏日午后算是结束了。
“温斯顿·丘吉尔[2]来了。”他说。
莉迪娅说：“真扫兴。”
这个人就是不肯死心。星期四他送信过来，沃尔登没理他；星期五他把电话打到沃尔登在伦敦的宅邸，被人告知伯爵并不在家；星期天他又一路跑到诺福克来。他马上就会再一次离开了。他以为只要自己坚持不懈，别人就会为之动容吗？沃尔登心想。
他不想对人无礼，但丘吉尔纯属自找没趣。他在自由党执政的政府做部长，而这个政府此刻正在残酷打压英国社会的奠基石：征收地产税，暗中侵蚀上议院，试图把爱尔兰拱手让给天主教徒，削弱皇家海军的士气，向工会和讨厌的社会主义者的威胁低头。沃尔登和他的上议会成员们绝不会与这种人握手言欢。
房门开了，普理查德走进了房间。他是个伦敦东区小伙，身材高挑，抹了油的头发又黑又亮，脸上的庄严神情一看就是强装出来的。他年少时曾经跑到海上去，又在东非中途跑路。沃尔登当时在那里狩猎旅行，雇佣他监管当地的挑夫，从那以后他们便一直相伴。如今普理查德成了沃尔登的管家，跟着他在一座座宅第之间迁移，既是佣人，也是朋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