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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南风一起,人们有了希望,但也有了忧虑。希望能下一场透雨,好种上秋苗。令人忧虑的是那些把草梗都啃光了的蝗虫们恋恋不肯离去,就好像等待着啃秋苗似的。
爷爷睡不着,便到院子里踱步。东南风吹着人的胸膛,破窗户纸在他身后啪啪地响着。风里满是腥气,有土腥、水腥,更多的还是那种令人作呕的蚂蚱腥。雨来了,雨真的要来了。尽管有蝗虫在,但被干旱熬苦了的村民们还是兴奋异常。雨越来越近了,天边上已经有了抖动的电光。爷爷知道那不是兵们在打炮,而是雷公在摇晃手中的破扇子。爷爷暗中祷告:希望天老爷能下一场特大暴雨,抽打死那些害人虫,同时也就解了土地的干旱。
那夜果然下了大雨,雨里还夹杂着杏核大的冰雹。村民们都欢欣鼓舞,感谢老天爷,既解了酷旱,又消灭了害人虫。但天亮后到田野里一看,才知道事情并不像人们想象得那样乐观,雨水和冰雹的确要了一些蝗虫的小命,但更多的蝗虫却在茁壮地成长。它们在雨后的数天里,便把各自的身体扩大到和大粒的花生米相似。它们一个个生龙活虎,腻腻嫩嫩,肉感强烈,令人望之生畏。现在,满眼都是它们蠢蠢欲动的身体。那么多的触须在抖动,那么多的复眼在闪烁,那么多的肚子在抽搐。喝饱了雨水的大地,为苦熬了一冬一春的植物提供极好的生长机会,所有的植物都在萌生新叶,所有的种子都在破土发芽。但是,新长出的一切,都变成了蝗虫们的美餐。它们决不挑食,它们不怕中毒,无论是有怪味的薄荷,还是有剧毒的马钱草,只要是从地里冒出来的,就啃吃干净。它们龇着两瓣紫色的大牙,嘴里喷吐着绿色汁液,让田野里洋溢着腥臭。蝗虫的气味毒化了空气,粉碎了人们的勇气。
雨后的大地依然光秃秃的,生出来的绿叶还不够填蚂蚱爷的牙缝。植物们生了气,去你妈的,我们不往外长了,看你们还怎么吃。有本事你们变成拉拉蛄,钻到地下来吃我们的根。它们说不往外长就不往外长了,蝗虫们也有些焦躁不安了。它们焦躁不安的表现就是由田野往村子里转移。它们爬墙上屋,吃光下树上那些新叶就开始啃树皮。风传丰村头上李大人家的小儿子被蝗虫们啃掉了半个耳朵。这个问题爷爷持否定态度。他说:蝗虫的确很凶,但也没凶到啃人耳朵的程度。
村头的叭蜡庙里和村后的刘猛将军庙里的香火又大盛起来。
据爷爷说,叭腊庙的正神是一匹像小驴似的大蚂蚱,塑得形象古怪,人头蚂蚱身子,令人望之生畏。刘猛将军庙的正神自然是刘猛。我查了资料,得知刘猛是元朝吴川人。曾授指挥职,带兵剿灭江淮盗贼,乘舟凯旋,正值蝗虫成灾,民不聊生。刘猛率队灭蝗,但越灭越多,气得他投江自杀。有司奏于朝,授刘猛将军之职,列入神位,专门负责为民驱蝗。但我感到这里边有矛盾:既然蝗虫是玉皇大帝养的家虫,那刘猛灭虫不是要遭天谴吗?怎么还给他加官晋爵呢?这事说不清楚,我们不去管他,我们还是说蝗虫的事。老百姓对付蝗虫,就像朝廷对付老百姓一样,有收买有镇压,软一手,硬一手。有时单用一手,有时软硬兼施。
我们村对付蝗虫的手段是抚慰。先是在叭蜡庙里烧香磕头,供献香草,看看无效,又到各家凑了点钱,在村中搭起戏台,请来一个草台班子,为蝗虫们献上了三台大戏。说是为蝗虫献戏,其实还是演给人看。我父亲是那三台大戏的最热心的观众。几十年后他还对当日情景记忆犹新。他说那三台大戏是:《陈州放粮》、《捉放曹》、《武家坡》。父亲对我们说当年演戏的盛况,四乡的百姓都来看戏,台下人山人海。儿童的印象总是放大的。我不相信在当时的情况下,荒凉的高密东北乡能集合起“人山人海”,在我的想象中,六十年前的那场为了蝗虫们的演出大概是如下的情景:在空旷的原野里,搭起一个低矮的土台子,台上活动着几个涂脂抹粉的人物,台下坐着或是站着几个无聊的闲人,还有十几个孩子,其中那个头上扎着抓鬏就是我的父亲。在演出的过程中,那些蝗虫就蹦到舞台上,蹦到演员们的脸上,有的还蹦到演员们的嘴里,让他们无法开口唱戏。
也许是百姓的真诚感动了蝗虫,也许是刘猛将军的钢鞭发挥了威力——最可靠的解释是蝗虫们同心协力地把我们高密东北乡吃成了“白茫茫一片大地真干净”——它们终于开始迁移了。这又是一个奇观。看到这个奇观的就不止我爷爷一个人了。十几个村中的老人,包括我的父亲,都给我讲述过蝗虫过河的情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