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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月初的一天、霜降接到一个电话，是个男人的声音，说有人托他带信给她，让她到营门口接应。霜降一路骑车出去，心里巴望别再是那个小赵。小赵自那次在朝鲜面馆遇到她和大江，几番托他在警卫团的熟人带信给霜降，让她在大江面前“美言”他几句，看在他“鞍前马后”保卫过程司令两年的情分上，帮他弄个北京市民户口。信的口气有一点醋意和讥讽：跟你霜降重叙旧情，我是没那分痴心妄想了；既然你霜降已攀上了高枝，啄剩下的果子，也空投给咱救救饥。霜降回信给他，说这事她半点忙也帮不上，她与大江仅是主仆关系，连朋友都算不上，千载难逢地出去一趟，既是偶然也是正常。
而营门口站着的却是风尘仆仆的黑瘦小兵，见了她就说自己从云南来。
云南？大江实习的部队就在云南。霜降脑子电一样快地闪一下。
“我送我们副参谋长回来的……”说南方话的小兵说。
“副参谋长？……”霜降想他大约找错了人。
“程大江。”他从军用挎包里掏出一封信，封面上写着“烦交霜降”。她从没见过大江的字迹，头次见连自己的名字都觉得异样了。为什么是我？怎么会是我？……
“他怎么了？”他人呢？他怎么会被人送回来？……
“程副参谋长受伤了——演习的时候出了事故，他的腿炸坏了！派我们几个送他到军总医院的。”小兵说。
那是兆兆工作的医院——霜降脑子里又过一次电讯。
“他伤重不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