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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法归来，我在上海写信给东京的日本友人中岛健藏先生说：“在巴黎同朋友们谈起当代的法国文学，我常常想到您，因为您是法国文学的研究者。”好久以前我读过中岛先生一篇介绍罗杰·马丁·狄·加尔的长篇小说《蒂波一家》的文章，保留着深的印象。但这次我在巴黎经常惦记中岛先生，还有一个原因，那就是他患着肺癌，据说到了后期了。
我知道中岛患癌症比较迟。去年八月中日和平友好条约签订以后，我国广播电台的记者到我家里来采访，我谈起过去在艰苦的岁月里不怕困难、不畏强暴、长期为两国人民友谊奋斗的中岛先生，表示了深的怀念，我说看到他多年的艰苦工作开花结果，他应当放心地休息了，我祝愿他健康长寿。当时我并不知道他生病，我想他不久会在上海机场出现，我等待这一天的到来。
这样的等待我有过一次，那是在一九六六年七月在武汉机场同他们夫妇分别以后，我在度日如年的“牛棚”生活中常常回忆起同中岛先生一起喝酒谈心的日子，我相信我们还有重逢的机会，我等待着。等了十一年，我终于在上海的虹桥机场上接到了他，我们含着热泪紧紧握着彼此的手，“你好！”再也说不出什么了。我陪同他们活动了几天，还举行过座谈会，也讲了一些我个人的事情，可是那些堆积在我心里的话却始终没有讲出来。十几年来它们像火一样地烧着我的心，我哪一天忘记过它们！非常鲜明地印在我心上的就是这一件事：一九六六年六月中岛先生到北京出席亚非作家紧急会议，京子夫人同行，那天到机场欢迎的人不少，我也在其中。他们夫妇见到我，非常高兴。到了旅馆，闲谈起来，京子夫人还说看见我，他们很放心了。就在当时我也明白这所谓“放心”是什么意思，以后经过几次的交谈，我更了解他们夫妇对我的关心。那个时候《人民日报》已经发表了《横扫一切牛鬼蛇神》的社论，在日本流传着各种谣言，说是郭老的著作全部烧毁，他们以为我一定凶多吉少，想不到我还出来活动，他们的高兴是十分真诚的。我的感谢也是十分真诚的。那个时候我仿佛就坐在达摩克里斯的宝剑<sup>[2]下面，准备着随时落进灾祸的深渊，我多么珍惜这一份友情。我同他们一起从北京到武汉，后来我们在武昌机场分别，我对着民航小飞机不住地挥手，想到这也许是我和他们的最后一面，泪水使我的眼睛模糊了。只有在无穷无尽的靠边受审查的岁月中，在“五·七干校”边种菜边背诵但丁的《神曲》第一部的漫长的日子里，我的内心又渐渐产生了希望，我想得很多。我常常想起东京的友人。我在报上看到中岛的照片和他到中国的消息。我盼望着、等待着同他们再见。
漫漫的长夜终于到了尽头，第一次的等待使我看到了光明。从一些熟人的口中我还听到不少动人的故事。在我生死不明、熟人在路上遇见都不敢相认的日子里，好些日本朋友四处打听我的消息，要求同我见面。有一次“中日友协”的工作同志告诉我在“四害”横行的时期，年近九十的土岐善韂先生到中国访问，听说不让我出来，他说他想不通。在巴黎的法国朋友也曾使用各种方法打听我是否已遭“四人帮”的毒手。友情是我的生命中的一盏明灯，离了它我的生存就没有光彩，离了它我的生命就不会开花结果。我不是用美丽的辞藻空谈友情的。
第二次的等待却成了空。我到了北京，才知道中岛的真实病情。但是我还希望他的病有转机。我开始给他写信，我去过三封信，他写过三封回信。写第一封信的时候，我还不了解他的病情的严重。他在第二封回信中告诉我，他“只能坐在床上用口述的办法进行工作。目前只是为一份杂志写连载文章《昭和时代作家群像》”。过了两个多月他寄来的第三封回信中附了一份水上勉先生到中国访问一行五位的名单，他们将在六月十五日在上海搭日航班机返国，他希望我接待他们。小说家水上先生也是我的一位老友，十六年前我和严文井、马烽两位在他府上作客，去年五月我又曾到北京饭店新楼同他和其他日本作家畅谈了一个夜晚。同他在上海重逢将是我莫大的愉快。然而在水上先生快要到上海的时候，我忽然得到通知去北京出席五届人大常委会的一次会议，匆忙中我给水上先生留下一封道歉的信，还有一封信是请他带给中岛先生的。可是我到了北京不几天，《人民日报》就刊出了中岛先生的噩耗。我托全国文联打了一个唁电去。但是对和中岛先生相依为命的京子夫人我能讲什么话呢？再过两天从上海转来水上勉先生的覆信：“杭州出发的前夜接到中岛健藏先生的讣告，来到上海又收到您的信和您托我转交中岛先生的信函，实在无法制止悲痛之情。”我给中岛先生的信就是访法归来写的那一封，我哪里想到他的时间竟然是这么短促，连听人念它的机会也没有！一位在北京“作协”工作的朋友对我说：“我见到和水上先生同来的木村女士，她含着眼泪说，‘中岛先生不会活过一个星期了。’”我开完会回到上海，有一天同王西彦同志谈起，他接待过水上先生，他告诉我：“同行的木村女士说，中岛先生病危时，讲过几个人的名字，有一个就是你。”
这一切我为什么早不知道？我为什么从法国回来不马上给他写信？为什么我不赶去东京探病？现在已经太迟了！他再也听不见我的声音，再也看不到我的字迹了。难道这就是结局？难道这本友情的书就从此关上给锁在书橱里面永远不再打开？不，不可能！死绝不能结束我们之间的友谊。
我最初看见中岛在一九六一年，那是中国解放后我第一次访问日本。以后我去他来，我们几乎年年见面，无话不谈，一直到一九六六年七月。他喜欢酒，又有海量；我几次请他喝酒，但我也常常劝他有所节制。我的劝告不会有多大作用，我知道他是借酒浇愁。当时他正在为着中日两国人民友谊的事业艰苦奋斗，他接到恐吓信，他受到歧视，他的文章找不到发表地方，书店不出他的著作，生活的源泉给堵塞了，他卖掉了汽车，困苦地过着日子。他并不屈服，也不动摇。他在中日文化交流这个巨大工作上注入了多少的心血。我三次访日，当时两国邦交并未正常化，在复杂、困难的环境中，中岛先生是我们活动的一个有力的支持。我深深体会到，要是没有中岛先生这许多年的努力，我们中日两国的文化交流会有今天这样的发展么？只有由荆棘丛中、泥泞路上走到大路的人才充分了解日中文化交流协会和它的主要负责人中岛先生的工作的重大意义。
有一次我和中岛闲谈，他说，看来，中日友好将是他最后一件重要工作了，他没有什么顾虑和害怕。“我挑选了这个工作，走上这条道路，绝不后悔。”他说。于是他谈起他的“新加坡的经验”来。一九四二年他当过随军记者到过新加坡，亲眼看见日本军人毫无根据地逮捕大批华侨，全部枪杀。后来有些死者的母亲拿着儿子的照片向中岛先生打听下落。他一直为这件事感到苦恼。他苦苦想着战后日本的出路。他，这个著名的评论家和法国文学研究者，终于找到了他的主要的工作—中日两国人民世世代代友好下去。这也是他用他的心血写成的“天鹅之歌”<sup>[3]。他的确为它献出了他晚年的全部精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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