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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从重庆郊外迁居城中，候船返沪。刚才迁到，接得夏丐尊老师逝世的消息。记得三年 前，我从遵义迁重庆，临行时接得弘一法师往生的电报。我所敬爱的两位教师的最后消息， 都在我行旅倥偬的时候传到。这偶然的事，在我觉得很是蹊跷。因为这两位老师同样的可敬 可爱，昔年曾经给我同样宝贵的教诲；如今噩耗传来，也好比给我同样的最后训示。这使我 感到分外的哀悼与警惕。
我早已确信夏先生是要死的，同确信任何人都要死的一样。但料不到如此其速。八年违 教，快要再见，而终于不得再见！真是天实为之，谓之何哉！
犹忆二十六年秋，芦沟桥事变之际，我从南京回杭州，中途在上海下车，到梧州路去看 夏先生。先生满面忧愁，说一句话，叹一口气。我因为要乘当天的夜车返杭，匆匆告别。我 说：“夏先生再见。”夏先生好象骂我一般愤然地答道：“不晓得能不能再见！”同时又用 凝注的眼光，站立在门口目送我。我回头对他发笑。因为夏先生老是善愁，而我总是笑他多 忧。岂知这一次正是我们的最后一面，果然这一别“不能再见了”！
后来我扶老携幼，仓皇出奔，辗转长沙、桂林、宜山、遵义、重庆各地。夏先生始终住 在上海。初年还常通信。自从夏先生被敌人捉去监禁了一回之后，我就不敢写信给他，免得 使他受累。胜利一到，我写了一封长信给他。见他回信的笔迹依旧遒劲挺秀，我很高兴。字 是精神的象征，足证夏先生精神依旧。当时以为马上可以再见了，岂知交通与生活日益困 难，使我不能早归；终于在胜利后八个半月的今日，在这山城客寓中接到他的噩耗，也可说 是“抱恨终天”的事！夏先生之死，使“文坛少了一位老将”，“青年失了一位导师”，这 些话一定有许多人说，用不着我再讲。我现在只就我们的师弟情缘上表示哀悼之情。
夏先生与李叔国先生（弘一法师），具有同样的才调，同样的胸怀。不过表面上一位做 和尚，一位是居士而已。犹忆三十余年前，我当学生的时候，李先生教我们图画、音乐，夏 先生教我们国文。我觉得这三种学科同样的严肃而有兴趣。就为了他们二人同样的深解文艺 的真谛，故能引人入胜。夏先生常说：“李先生教图画、音乐，学生对图画、音乐，看得比 国文、数学等更重。这是有人格作背景的原故。因为他教图画、音乐，而他所懂得的不仅是 图画、音乐；他的诗文比国文先生的更好，他的书法比习字先生的更好，他的英文比英文先 生的更好……这好比一尊佛像，有灵光，故能令人敬仰。”这话也可说是“夫子自道”。夏 先生初任舍监，后来教国文。但他也是博学多能，只除不弄音乐以外，其他诗文、绘画（鉴 赏）、金石、书法、理学、佛典，以至外国文、科学等，他都懂得。因此能和李先生交游， 因此能得学生的心悦诚服。
他当舍监的时候，学生们私下给他起个诨名，叫夏木瓜。但这并非恶意，却是好心。因 为他对学生如对子女，率直开导，不用敷衍、欺蒙、压迫等手段。学生们最初觉得忠言逆 耳，看见他的头大而圆，就给他起这个诨名。但后来大家都知道夏先生是真爱我们，这绰号 就变成了爱称而沿用下去。凡学生有所请愿，大家都说：“同夏木瓜讲，这才成功。”他听 到请愿，也许暗呜叱咤地骂你一顿；但如果你的请愿合乎情理，他就当作自己的请愿，而替 你设法了。
他教国文的时候，正是“五四”将近。我们做惯了“太王留别父老书”、“黄花主人致 无肠公子书”之类的文题之后，他突然叫我们做一篇“自述”。而且说：“不准讲空话，要 老实写。”有一位同学，写他父亲客死他乡，他“星夜匍伏奔丧”。夏先生苦笑着问他： “你那天晚上真个是在地上爬去的？”引得大家发笑，那位同学脸孔绯红。又有一位同学发 牢骚，赞隐遁，说要“乐琴书以消忧，抚孤松而盘桓”。夏先生厉声问他：“你为什么来考 师范学校？”弄得那人无言可对。这样的教法，最初被顽固守旧的青年所反对。他们以为文 章不用古典，不发牢骚，就不高雅。竟有人说：“他自己不会做古文（其实做得很好），所 以不许学生做。”但这样的人，毕竟是少数。多数学生，对夏先生这种从来未有的、大胆的 革命主张，觉得惊奇与折服，好似长梦猛醒，恍悟今是昨非。这正是五四运动的初步。
李先生做教师，以身作则，不多讲话，使学生衷心感动，自然诚服。譬如上课，他一定 先到教室，黑板上应写的，都先写好（用另一黑板遮住，用到的时候推开来）。然后端坐在 讲台上等学生到齐。譬如学生还琴时弹错了，他举目对你一看，但说：“下次再还。”有时 他没有说，学生吃了他一眼，自己请求下次再还了。他话很少，说时总是和颜悦色的。但学 生非常怕他，敬爱他。夏先生则不然，毫无矜持，有话直说。学生便嘻皮笑脸，同他亲近。 偶然走过校庭，看见年纪小的学生弄狗，他也要管：“为啥同狗为难！”放假日子，学生出 门，夏先生看见了便喊：“早些回来，勿可吃酒啊！”学生笑着连说：“不吃，不吃！”赶 快走路。走得远了，夏先生还要大喊：“铜钿少用些！”学生一方面笑他，一方面实在感激 他，敬爱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