雷蒙德·钱德勒提示您：看后求收藏（全本小说网www.qbxsw.cc），接着再看更方便。
对纽约的评论家太过严苛也是不对的，除非同时承认他们为生活环境所迫，只能用引人入胜的笔法写些几乎不值一写的东西。这就引导或是迫使他们养成了一套故作精妙或深奥的技巧。一旦需要，他们就能施展这套技巧，把微不足道的东西写得事关重大。这是所有成功的广告文案写作的基础。在一个并不重视“何为正确”或“为何正确”的世界里，是写不出评论的。然而剧本评论专栏——不管评论的是什么破剧本——哪怕说的都是些无关紧要的表面上的问题，却并不以此降低戏剧评论本身的重要性。这些人评论的并不是剧本，而是自己的精神世界。否则还有什么能让他们继续这套把戏呢？优秀的评论作品是以对主题的理解和评估来衡量的，而拙劣之作的衡量标准只是看它能否维持评论家的职业声望。
我觉得德沃托[7]那篇关于美国纨绔子弟饮酒习惯的文章着实精彩。曲径通幽，却又引人入胜。他揭示了一个可怕的事实，那就是当一个文明行将朽坏的时候，总能从一般意义上体面人家的生活和家庭的外围看出蛛丝马迹。当它们开始衰变为对邪恶的崇拜时，大概就病入膏肓了。或者注定如此，但这个国家除外。
奥登[8]的文章让我有些摸不着头脑。他那篇关于侦探小说的文章采用了清晰、冷静的经典写作方式，非常出色。但是为什么非要扯上我呢？我只不过是个将几篇通俗小说七拼八凑出了本书的家伙，怎么会关心侦探小说这种文体形式？我只不过想找一个借口为戏剧对白做些尝试罢了。设计情节和情境无非是为了配合对白，但其实这两点我打心眼儿里没一个在乎。我真正在乎的东西，埃罗尔·弗林[9]将其称为“乐音”，也就是他要说的台词。马洛的故事我才写了一半，刚寻摸出一点儿乐子（卡壳的时候除外），突然就冒出来这个叫奥登的家伙，跟我说，其实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才是我写作的兴趣之所在。所以现在我看着自己写下的字，跟自己说：“你可记住了啊，老家伙，你写的可都是对犯罪环境的认真研究。”可我是个认真的人吗？才不是。我写的是犯罪环境吗？也没有，只不过是些稀松平常的腐化堕落，无非从惊险故事的角度夸大了一点。这不是因为我对这种故事本身有多痴迷，只是因为我非常现实，熟知游戏规则而已。
很久以前，我还在给通俗杂志写小说的时候，曾经在某个故事里写过这么一句：“他下了车，穿过洒满阳光的人行道，直到躲进入口处凉棚的阴影里，才觉得脸上有了一抹清水般的凉意。”小说发表的时候，这句话被删掉了，因为读者欣赏不来这样的东西：动作太磨叽。可我偏要证明他们是错的。在我看来，他们觉得自己除了动作什么都不关心，但实际上——虽然他们不知道——他们关心的并不是动作。他们真正关心的，也正是我关心的，其实是通过对话和描述所营造出的情感。让他们记忆深刻、魂不守舍的并不是诸如“一个人被杀了”，而是：他在行将断气的那一刻，想从打磨光洁的书桌上捡起一枚曲别针，但就是够不着。他脸上用着劲儿，嘴巴半张，带着一抹痛苦的微笑，似乎已经把死亡置之脑后，连死神来敲门都充耳不闻。那该死的小小曲别针呐，总是从指尖滑开。他想把它从桌子边上推下来，再就势接住。可他已经无能为力了。
致以我最友好的问候
<hr/>
[1]弗雷德里克·刘易斯·艾伦（Frederick Lewis Allen，1890-1954），《哈珀斯杂志》（<i>Harper’s Magazine</i>）编辑，知名美国史学家，对20世纪前半叶美国史尤其有研究。
[2]埃里克·本特利（Eric Bentley，1916- ），生于英国的美国评论家、剧作家、歌手及翻译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