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 总督“三只鸟”[1] (第1/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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独裁政治之下的理想是不允许有特权阶级存在。在君主面前，无论是大臣、地方官、商人还是农民，都必须是普通的臣民。但是君主不可能一个人承担全部的政务，无论如何都需要庞大的官僚组织，然而官僚只是协助天子，代行天子保证人民生活的任务而已。正如君主需要对耗费民财来满足自己愿望之事持谨慎态度一般，官僚也不能为了一己私欲而任意处理政事。官僚应当为了天子与万民而存在，而不是为官僚自身而存在。
但在现实生活中这是非常困难的。由于被天子委以大权，官吏往往会以权谋私，不但完全不为人民着想，反而榨取人民以自肥，这样的状况很常见。官僚之间联系紧密，互相帮助遮掩所做的恶事，在互相的包庇之下，收取贿赂，侵吞公款。官僚给彼此面子、互相庇护缺点的行为甚至被视为美德，于是就出现了让人无从下手整顿的官场习气。其中最糟糕的是科举出身的人。考官与考生中的及第者成为老师与弟子，同一期考试及第者们成为同年级同学，即“同年”，以此建立了密切的联系，以图相互方便。触怒君主并不是什么大不了的事情，若是被同僚厌恶则永无出头之日了。他们如此团结，结成十分牢固的“朋党”。
雍正帝认为要想让他们按照官僚本来的使命施政为民，放弃施政为官，无论如何必须破坏这些科举出身之人的团结，但是又不能贸然放弃拥有上千年漫长历史的科举制度，而且最重要的是除此之外没有更适当的方法。总之，如何运作制度要比制度本身更重要。自古就有以下说法：
有治人，无治法（进行治理的是人，并不是法律条文）。
人才的问题也一样。科举出身的人自然都不是平庸之辈，重要的是如何运用人才。建立选拔人才的公正标准，对成绩斐然者尽数录用，对无能乖张者毫不留情地免职，如此下去，官场的风气也会焕然一新吧。
［朕待天下臣工总惟大公无我一语耳。］朕从来不知疑人，亦不知信人。可信者乃伊自取信，可疑者乃自取疑。赏罚亦然，总与朕无涉。朕不横意见于中，以为此人必信此人必疑也。
如此强调是非分明的雍正帝拼命地寻找人才，求贤若渴。
人才难得为帝王第一苦衷。
他曾如此深深感叹。即使是睿智非凡、见识广博的雍正帝，也有数次被欺骗而失败的经历。最终得到皇帝完全信任、恩宠不衰的是地方官田文镜、李卫和鄂尔泰三人。值得注意的是，这三个人都不是科举出身。
田文镜是汉军出身。所谓汉军，虽然也是汉人，但在清朝还在东北之时便已经归顺，代代为臣。因此，汉军即使不参加科举也有特别的出仕途径。在雍正初年，他已是六十岁的老人，担任相当于日本总理厅秘书的内阁侍读一职。他被命令前往陕西省祭祀华山之神，途经山西省，见到人民苦于饥馑。这是关系到地方官政绩的大事，因此被地方官员隐瞒下来，并未向朝廷报告。田文镜看不下去，上奏天子，天子也为之一惊，立即任命田文镜为特使，派遣他前往山西救灾，挽救了七八十万灾民的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