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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毛姆周游世界，来过中国，写过一本《在中国屏风上》，其中一篇著名速写叫《中国速写》，把中国劳苦大众的谋生状态写得冷静、冷峻、犀利而充满同情，一粒小小水珠映照出毛姆放眼世界的视野。毛姆说：
我从写作中汲取的教训是，作者得到的回报应该在创作的乐趣中和思想负担的释放中；对其他东西都不必介意，无论表扬还是苛评、失败还是成功，都应该在所不计。
记得20世纪80年代初我在《外国文学季刊》审稿、编稿。《月亮与六便士》先在季刊发表，而后成书出版，我看得津津有味，手不释卷。编辑部诸人对毛姆为什么使用了这样一个书名猜测各异，各抒己见。一位老同事最后下结论说：“‘月亮’应该指艺术，‘六便士’当指世俗价值观。”三十多年过去了，如今我亲手把《月亮与六便士》译出，我觉得毛姆没有这样的观念。无论是主人公斯特里克兰德跌宕起伏的生命轨迹，还是毛姆在小说中构建的故事情节以及相当篇幅的夹叙夹议，传达给读者的信息应该是：月亮重要，六便士也重要，性格即命运，命中注定哪样就是哪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