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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间转眼就到了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二叔在无限的仰望和等待中,老了。头发慢慢地变成了灰色,最后就是一头白发了。
在这期盼、等待中,二叔真的就等来了希望。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改革的大潮滚滚而来,很多的港商、台商辗转着回到了大陆,隔绝了三十多年后,关于台湾的消息像三月的春风,吹向大江南北。
那一阵子,是二叔最忙碌的日子,他天天忙着写信,寻找着小婉和儿子。二叔伯自己写得不清楚,还把屯里识字的人叫到了家里。一张炕桌放在炕上,写信的人盘腿坐在炕上,二叔蹲在地上,仰着头,一腔的期望都汇集到了那双混浊的目光里。
一封封信写好了,却不知投向何方。二叔只能在信皮上写下“台湾”两个字。寄往台湾的信,像一只只鸽子从二叔的手上飞走了,剩下的只是甜蜜地等待。
在幸福的期待中,二叔一闭上眼睛就会做梦,梦里,他依稀地看到小婉牵着儿子的手,款款地向他走来,却永远也走不近他。二叔一着急就醒了,他睁开眼睛,仍没走出梦境。他苍凉着声音高喊:小婉,你们可想死俺了。
二叔都不知道自己是在梦里还是梦外了。
二叔没有等来小婉和儿子,却等来了台办的人。
市台办来了两个人,一个戴着眼镜,另一个不戴。两个人找到二叔,就把二叔搀到了有阳光的院子里。
二叔的老屋原来是有窗子的,后来被二叔给封死了,屋里就昼夜不分了。二叔喜欢在黑暗中等待,黑暗中的二叔才会有梦。
此时二叔坐在院子里,明晃晃的阳光刺得他睁不开眼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