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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政府保证会以具体行动保障国内大学自治，这可能吗？中世纪的时候，意大利的大学一度拥有自治权，想当年，那时的情况远比现在好。而在欧洲人眼中完美得如同传奇的美国大学也是实施自治的。德国大学则受地方有关机关管辖，但地方政府比中央集权行政机关有自知之明，所以在很多情况下——例如任命教授——地方议会不过是把大学内部早已决定的事做个正式批复罢了。而在意大利，如果一位科学家发现燃素不存在，除非他正好开一门燃素学原理的课，才有机会对外界宣布他的发现。课程名称一旦在提交教育部后有变更，就只能经由全国高等教育机构，再加上教育委员会、教育部长，以及其他若干我现在想不起叫什么名字的机构，经过长时间协商，才允许变更。
做科学研究能有进展，都是因为有人看到了一条不曾有人走过的新路，并且要有少数几个其他人，以非同小可的决策弹性决定相信他。但如果在维提潘诺（Vitipeno）有人要搬动一张书桌，最后决策就非得来自罗马，而且这种例行咨询必须在基瓦索、特隆托拉、阿弗拉戈拉、蒙特雷普利、德奇其曼努等地转一圈才能真正执行。所以很显然，等到可以搬书桌时，已经没有必要搬动它了。
临时担任教职的老师，必须是声誉卓著、专业素养无人能取代的校外学者。但是从大学提出申请，到获得教育部的许可通知，学年也已经将近尾声了。很明显地，在这种生死未卜的情况下，诺贝尔奖得主当然不会来抽签，到头来我们只好揽下院长失业的小姨子在讲台上大放厥词。
很多研究陷入穷途末路，也总是因为烦琐的官僚手续，迫使我们浪费时间去解决种种无足轻重的问题。我目前在大学里做系主任，而若干年前，却奉命要把系里的财产编列一份详尽的清单。我们唯一的一名做杂事的职员，每天都有其他1000个问题要应付。不过我们可以把这件工作外包给一家民间机构，索价是30万里拉。这笔钱我们倒是有，但花钱买东西就该列入清单。问题是，清单如何列入清单？
我不得不成立了一个逻辑学家组成的委员会，请他们把手头研究工作搁置三天来对付这个头疼的问题。然后就是，他们发现了几乎可以和“正则集集合”相提并论的问题。决议是，拿这笔钱编列清单的行为，因为是一种行为，而不是一种物体，所以不能列入清单；但他们也认为，它的成品可列为清单上的项目，这种情形下，它就可以算是一件物体，就可以列入清单。于是我们要求这家私人机构在开列账单时，不要用行为的名义，而是把成果写成一个我们可以列在清单上的项目。这件事让我害好几位严谨的学者分了心，暂时丢下正规工作，不过这样一来，我总算免了牢狱之灾。
几个月前，管理员来找我，告诉我卫生纸用完了。我叫他再去买一些。可秘书跳出来告诉我，目前我们的经费，只允许采购可以列入清单的物品。她指出，虽然卫生纸也算是资产，但这种纸张的自然倾向是消失，是什么缘故消失，我最好就不在此赘述了，问题是，它一旦消失，也就从清单上消失了。于是我又召集生物学家组成了一个委员会，询问如何能把用过的卫生纸列入清单，而他们的答案是，这件事不是办不到，但需要极高的人力成本。
于是我又转而召集一个法学专家的委员会，请求他们提供我解决之道。他们的研究结果是，我可以拿到卫生纸，列入清单，并申请为了崇高的科学研究目的，将它分配到各间厕所。如果卫生纸消失，我就报称这宝贵的资产遭一小撮凶险的罪犯窃走。但不幸的是，在付诸实行的时候，因为卫生纸消耗太快，害我每两天就要重复一遍这套程序，于是一位情报局探员说了些难听的话，批评一个学术机关怎么会容许身份不明的骗子如此轻易地经常渗透进来，害我蒙受嫌疑。好在我有一位死心塌地的不在场证人，他们永远抓不到我的把柄。
为了找寻新一轮的解决办法，我又得动用学识高超的知名人士，花好几天工夫，暂时放下对定邦安国有用的研究工作开会讨论。这些教职员工的钟点费全是民脂民膏，就这样被我们糟蹋了，这还不算打电话和传真纸的开销。但只要一切程序合法，就不会有人因为浪费公款而遭到起诉。
1986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