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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男人矮小、黝黑、眼睛细长。他是莫斯科任何一个警察都想怀疑和盘查的那种人。他的笑容——惭愧、慌张；他的目光——天真、游移不定；他不顾酷热的天气，身上穿着一件几乎没有穿过的老式深色西装；此外，他还系着一条苏维埃时期的旧领带。一只手里提着一只鼓鼓囊囊的旧皮包，就像老电影里面先进集体农庄的农艺师和农庄主席走路时拎的那种包一样，另一只手里拿着一网兜中亚特产的长型哈密瓜。
这个男人从硬卧车厢走出来，一路不停地对着女列车员、同车的人、推搡他的搬运工、卖柠檬水和卷烟的小贩微笑着。这个男人抬起眼睛，兴奋地望着喀山火车站的房顶。他在站台上慢慢走着，不时地停下来，倒换着手，以便能更舒适地拎着哈密瓜。他或许三十岁，或许五十岁——以欧洲人的眼光来看，亚洲人的年龄很难判断。
过了一会儿，一个小伙子也从这班“塔什干—莫斯科”列车的软卧车厢里走了出来，这辆车大概是世上最肮脏破旧的列车之一，而小伙子的形象看上去则与火车完全相反。他看起来像是亚洲人，或者更进一步说是乌兹别克人，不过他的衣着却是典型的莫斯科人风格：短裤、T恤，戴着一副太阳镜，腰里有小皮包和手机，没有别的东西。一点儿也不土气。他没有朝四面张望，也没有寻找地铁标识字母“M”。他朝列车员迅速地点了一下头，又对拉客的出租车司机微微地摇头作为回答。他三步并作两步融进了人群，钻进了匆匆忙忙的到站客流中间，脸上带着些许不友好和拒人于千里之外的神情。一瞬间之后，他成了人群中的一部分，一个它所固有的和不显眼的部分，长入了它的体内，成了它的一个细胞，一个正常的、生机勃勃的细胞，它既不会在当警察的白血球那儿，也不会在邻近的细胞那儿引起问题。
拎着哈密瓜和皮包的男人穿过人群，嘴里不停地用不太纯粹的俄语念叨着“对不起”，缩着脖子，向四周张望着。他穿过地下通道，边摇头边朝另一个方向走去。他在不太拥挤的广告牌旁边停下来，抽出一张揉搓得皱皱巴巴的纸，把东西抱在怀里，专心研究起那张纸来。从亚洲人脸上的表情来看，他对有人在跟踪他这件事，完全没有任何警觉。
在火车站的墙边站着三个人，这显然是有意安排的。一个有一头鲜艳红发的美丽姑娘，身上紧紧地裹着一件丝绸衣服；一个有点朋克派头的年轻小伙子，眼神出奇地寂寞和苍老；还有一个年纪大一些的男人，他头发很长，梳得十分光滑，像个同性恋者。
“不像，”有着一副老人眼神的小伙子忧郁地说，“完全不像。我过去看到过他，虽然时间不长，不过……”
“你不会还要再跟乔鲁确认一下吧？”姑娘嘲笑地问，“我看到过，是他。”
“你承担责任？”他没表示惊奇，也不想争辩，只是追问一句。
“是的。”姑娘没有把视线从亚洲人身上移开，“我们走吧。在通道里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