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十年前的一次长跑比赛 (第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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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引

此文为纪念一个被埋没的天才而作。

这个天才的名字叫朱总人。

朱总人是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代课教师。他家庭出身富农，本人成份右派。

搜检留在脑海里的三十多年前的印象，觉得当时的他就是一个标准的中年人了。他梳着光溜溜的大背头，突出着一个葫芦般的大脑门；戴着一副深度近视眼镜，眼镜腿上缠着胶布；脑门上没有横的皱纹，两腮上却有许多竖的皱纹；好像没有胡须，如果有，也是很稀少的几根；双耳位置比常人往上，不是贴着脑袋而是横着展开。人们说他是‘两耳扇风，卖地祖宗’。他的出生年月不详。他也许还活着，也许早就死了。他活着的可能性不大，因为他曾经对我们说过，当我们突然发现他不见了时，他就到一个能将肉身喂老虎的地方去了。那时他就对刚刚兴起、被视为进步的、代替了土葬的火葬不以为然，他说所有的殡葬方式都是人类对大自然的粗暴干涉，土葬落后，难道火葬就先进了吗？又要生炉子，又要装骨灰盒，还要建骨灰堂，甚至比土葬还烦琐。他说相比较而言，还是西藏的天葬才比较符合上帝的本意，但也太麻烦了点。难道老虎还需要将牛肉剁成肉馅？秃鹫其实也未必感谢天葬师的劳动。他说：如果我能够选择，一定要到原始森林里去死，让肉身尽快地加入大自然的循环。当与我同死的人还在地下腐烂发臭时，我已经化做了奔跑或是飞翔。后来，有一天人们突然想起来地问：朱老师呢？好久没见朱老师了。是啊，好久没见朱老师了。他到哪里去了呢？这样他就从我们生活中消失了。我曾在一篇文章里简单地介绍过他的一些情况，但那次没有尽兴。为了缅怀他、为了感谢他、也为了歌颂他，专著此文。

大引

从很早到现在，‘右派’（以下恕不再加引号），在我们那儿，就是大能人的同义词。我们认为，天下的难事，只要找到右派，就能得到圆满的解决。牛不吃草可以找右派；鸡不下蛋可以找右派；女人不生孩子也可以找右派。让我们产生这种看法的主要原因，是因为离我们大羊栏村三里的胶河农场里，曾经集合过四百多名几乎个个身怀绝技的右派。这些右派里，有省报的总编辑李镇，有省立人民医院的外科主任刘快刀，有省京剧团的名旦蒋桂英，有省话剧团的演员宋朝，有省民乐团的二胡演奏家徐清，有省建筑公司的总工程师，有省立大学的数学系教授、中文系教授，有省立农学院的畜牧系教授、育种系教授，有省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跳远运动员、游泳运动员、短跑运动员、长跑运动员、乒乓球运动员、篮球运动员、足球运动员，标枪运动员，有那个写了一部流氓小说的三角眼作家，有银行的高级会计师，还有各个大学的那些被划成右派的大学生。总而言之吧，那时候小小的胶河农场真可谓人才荟萃，全省的本事人基本上都到这里来了。这些人，没有一盏省油的灯，如果不是被划成右派，我们这些乡下的孩子，要想见到他们，基本上是比登天还难。我们村的麻子大爷候七说，解放前，蒋桂英隔着玻璃窗跟一个大资本家亲了一个嘴，就挣了十根金条，如果不隔着一层玻璃、如果跟她通腿睡一个被窝……我的天，你们自己想想吧，那需要多少根金条！就是这个蒋桂英，竟然跟我姐姐一起在鸡场养鸡。我姐姐是鸡场二组的小组长，蒋桂英接受我姐姐的领导，我姐姐让她去铲鸡粪她就去铲鸡粪，我姐姐让她去捡鸡蛋她就去捡鸡蛋。她服从命令听指挥，绝对不敢有半点调皮。有人同情她，就说‘落时的凤凰不如鸡’。后来发现，这娘们其实也不是什么凤凰，她躲在鸡舍里偷喝生鸡蛋，被我姐姐当场抓住。她不但嘴馋，而且‘腰馋’，‘腰馋’就是好那种事，在农场劳改期间，她生了两个小孩，谁是小孩的爹她自己也说不清楚。我们村在县城念过中学的大知识分子雷皮宝说，别看那个三角眼作家不起眼，其实也是个大风流鬼子。大家千万别拿着豆包不当干粮，那家伙，写了一本书，就挣了一万元！雷皮宝说，那家伙腐化堕落，自打出名后就过上了腐朽的资产阶级生活。他一天三顿吃饺子，如果不吃饺子，就一定吃包子，反正他决不吃没馅的东西。包子饺子，都用大肥肉做馅，咬一口，滋，喷出一股荤油。这家伙不但写流氓小说，本人也是个大流氓，雷皮宝说有一次他坐在火车上，突然看到一个漂亮女人蹲在铁道旁边，这家伙不顾一切地就跳了下去，结果把腿摔断了。你们看到了没有？雷皮宝说，这家伙一条腿长一条腿短，走起路来一拐一拐的。我们仔细一看，那家伙走起路来，果然一拐一拐的，可见雷皮宝没有撒谎。这些右派，看样子是欢天喜地的，不像别地方的右派，平反之后，就诉苦，一把鼻涕两把眼泪，把右派生活，描写得暗无天日。也许别地方的右派六十年代时就哭天抹泪，反正那时候我们那地方的右派欢天喜地，充满了乐观主义精神。每到晚上他们就吹拉弹唱，尽管有人讽刺他们是叫花子唱歌穷欢乐。尽管蒋桂英嘴馋加‘腰馋’，但人家那根嗓子的确是好，的确是亮，的确是甜，人家的确会‘拿情’，人家的眼睛会说话，蒋桂英一曲唱罢，我们村那些老光棍小光棍，全部酥软瘫倒。尽管有的革命干部当众骂蒋桂英是大破鞋，但见了人家还是馋得流口水。也许是右派把痛苦藏在肚子里，不让我们这些庄户人看出来，对，就是这个理儿。右派集合到农场后，场里人起初还有意见，说是生活本来就困难，又送来一批酒囊饭袋，这还了得！但人家右派们很快就在各个领域表现出了才华，让我们乡下人开了眼界。省报总编辑李震，负责办黑板报。场部的齐秘书办期黑板报，那谱摆得，大了去了！他要先写出草稿来，反复修改，然后拿着些大尺子小尺子，搬着凳子，端着粉笔，戴着套袖，来到黑板下，放下家什，摆好阵势，然后，前走走，后倒倒，有时手搭着眼罩，如同悟空望远，有时念念有词，好似唐僧诵经。折腾够了，他就开始往黑板上打格子，打好了格子才开始写字，写一个字恨不得擦三次，我们围着看看都不行，好象他在干一件惊天动地的大事，既怕羞，又保密。可人家李镇撅着个粪筐子到田野里转一圈，回到黑板前，拿起粉笔就写，根本不用打草稿。那粉笔字写的，横是横竖是竖，撇是撇捺是捺。不但字写得板整，还会画呢。人家在那些字旁边，用彩色粉笔，画上些花花草草，那个俊，那个美，看得我们直咂嘴,怪不得划成右派呢。我爹说，你以为怎么的，没有点真本事能划右派？再说说赵猴子盖大仓的事。赵猴子就是那个总工程师，他长得很瘦，尖嘴缩腮，而且还有一个眨巴眼的毛病，姓赵，真名叫赵候之，我们就叫他赵猴子。叫他赵猴子他也不恼，他自己说，在省城里时人家也叫他赵猴子，可见大羊栏的老百姓不比省城里的人傻多少。农场年年都为储存粮食发愁，于是就让赵猴子设计个大粮仓。赵猴子只用了一个下午就画出了图纸，然后又让他领着人盖。不到一年大粮仓盖好了。这粮仓，‘远看像座庙，近看像草帽，出来进不去，进去找不到。’找不到什么？出来找不到进口，进去找不到出口，整个一座迷宫，全世界找不到第二座。还得说说会计师的事，大家都叫他老富，老富那时候就有五十多岁了，如果现在还活着，大概有一百多岁了。据说这人解放前是胶济铁路的总会计师，解放后被吸收到银行工作，他本事太大，连共产党也不得不用。他能双手打算盘，双手点钞票，还能双手写梅花篆字，就像三国里徐庶的老娘一样，我爹说。那时我们十几个村子都归胶河农场领导，每到年终，各村的会计都要到场部来报账。场里让老富来把总。一个人像流水一样念数，十几把算盘打得就像爆豆一样，人人都想在老富面前显身手。我叔是村里的会计，他从小在药店当学徒，磨练出一手好算盘，在十几个村里小有名气。我看过我叔打算盘，那真叫好看，你根本看不到他的手指是怎么拨弄的，你只能听到啪啦啪啦地脆响。提起打算盘，让我叔服气的人还真不多，但我叔看了人家老富打算盘之后，一下子就变得谦虚谨慎了。我叔说，人家老富打算盘时，半闭着眼，一会儿挖鼻孔，一会儿抠耳朵，半天拨动一个珠，等我们劈哩啪啦打完时，人家早就把数报出了。有时候，我们十几个人的得数都跟他的得数不一样，他就说，你们错了。当然是我们错了。再说说标枪运动员马虎的事咱就说那次难忘的长跑。马虎一点都不马虎，他的标枪投得，只差一厘米就破了全国纪录。但我们认为，标枪比赛，光投得远还不行，还应该讲个准头。我想原始人投标枪时，首先就是讲准头，要不如何能得到猎物。如果讲准头，马虎是毫无疑问的全国冠军，弄不好连世界冠军也是他。那时候人民群众生活比较困难，肉类比较缺乏，国家干部大概还能吃点肉，老百姓只能吃点老鼠麻雀什么的解解馋。我们那地方地面宽阔，荒野连片，野兔子不少，甚至有一年，有一匹老狼从长白山不远千里跑到我们这里来玩耍，兔子太多，竟把老狼给活活地撑死了。有人要问了，为什么老百姓不打野兔改善生活呢？没有枪，没有弓箭。场里领导也想吃肉，就让马虎带着几个搞体育的右派去抓兔子。马虎下放不忘本行，劳改还带着标枪。他把从省城带来的那杆标枪的尖儿用砂轮打磨了，尖锐无比，闪着白光。他举起标枪，朝着那些狂奔的兔子，连准也不瞄就投过去。标枪在高空中飞行，发出簌簌的声音，好像响尾蛇似的，飞到兔子头上，猛一低头就扎下去，几乎是百发百中，不是穿透兔子的头，就是砸断兔子的腰。一上午就穿了四十多只。当然，他有这样大的收获，也离不开那几个右派的帮助。那个短跑运动员张电和长跑运动员李铁，负责把兔子往马虎面前赶，他们两个起得作用，就像两条出色的猎狗，一条善于穷追不舍，一条长于短促出击。有一条因为拉稀体力不佳的兔子，跟张电赛跑，被张电一脚踢死了，你说他跑得有多快。那天，马虎张电他们，浑身挂满了兔子，就像得胜归来的将军似的，受到了全体右派、全场职工与干部的热烈欢迎。

我已经粗略地向大家介绍了这群身怀绝技的右派的情况，接下来就该说我们朱总人的故事了。与那些省里来的右派相比，他没有那些显赫的头衔，既不是专家，更不是教授，他就是一个土生土长的富农的儿子，解放前好象是跟着打学生成瘾的范二先生上过几天私塾，上私塾时也没表现出特别的天分。我六叔跟他在私塾时同过学，说起朱总人，我六叔说：他小时候比我笨多了，背书背不出，被范二先生用戒尺将两只手打得像小蛤蟆一样，吃饭连筷子都拿不住。但他特别调皮捣蛋，有许多鬼点子，他曾经将野兔子屎搓碎了掺到范二先生的烟荷包里，让范二先生抽烟之后打嗝不止。他还在范二先生的夜壶里放过青蛙，把倒夜壶的师娘吓了个半死。当然，他的这些恶作剧都受到了先生严厉的惩罚。他现在这样聪明，我六叔说，一定是在东北吃了那种聪明草做成的聪明药丸子。与那些省城的右派相比，朱总人的身材相貌更是铁丝捆豆腐不能提了。省城的右派，女的像唱戏的蒋桂英、学外文的陈百灵，那简直就是九天仙女下凡尘，村子里的那些老光棍编成诗歌传唱：‘蒋桂英拉泡屎，光棍子离地挖三尺；陈白灵撒泡尿，小青年十里能闻到。’男的里边，跳高运动员焦挺，话剧演员宋朝，都是腰板笔直、小脸雪白，让村子里那些娘们见了挪不动腿的好宝贝。三四十岁的老娘们想把他们抱在怀里，二十来岁的大闺女想让他们把自己抱在怀里。省城右派里最丑的是那个三角眼作家，最丑的作家也比朱总人好看。作家脸不好看，但身体很壮，要不也不敢见了女人楞从火车上往下跳。朱总人是一个驼背，好象偷了人家一口锅整年背着。他的背是怎么驼的，有好几种说法，比较权威的说法是他在大兴安岭当盲流时，在山里抬大木头，碰上个河南坏种，给他吃了一个哑巴亏，伤了他的脊梁骨，从此就驼了。还有一种说法是他去偷人家的老婆，被人家发现，人慌无智，狗急跳墙，摔坏了脊梁骨，从此就驼了。我相信前一种说法而坚决否定后一种说法，因为朱老师是我心中的英雄，我希望他抬大木头伤了腰，这样比较悲壮，多少还有那么一点英雄气慨，比搞破鞋伤了腰光彩。大兴安岭，原始森林，红松大木，比人还要粗，长达数十米，重达两千斤，八个人，四根杠子，喊着号子抬起来，听着号子，颤颤抖抖地往前走：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林间小道上尽是腐枝败叶，一脚下去，水就渗了出来。嗨哟___嗨哟___嗨哟____松鼠在树上吱吱叫着追逐蹿跳，飞龙咯咯叫着，展开像扇子样的花尾巴，从大树冠中滑翔到灌木丛里。这时，与他同抬一根杠子的河南坏种小花虎突然将杠子扔了，他猝不及防，身体晃了几晃，腰杆子发出了一声脆响，然后就趴在了地上，像一条被打断了脊梁骨的癞皮狗。他的像青杨树一样挺拔的腰从此就弯了，他的像铁板一样平展的背从此就驼了，一个好小伙子就这样废了。当然，如果他不遭这一劫，也就不会成为一个值得纪念的人。

那时候每年的五一劳动节，我们大羊栏小学都要搞一次运动会。起初这个运动会就是学生们跑跑跳跳，打打篮球扔扔手榴弹什么的，一上午就结束了。后来，不知道怎么弄的，学生的运动会变成了老师的运动会，老师的运动会把农场的右派也吸收进来了。这一下我们大羊栏小学的五一节运动会名气就大了，很快就名扬全县、全区、半个省。我上小学三年级时，写了一篇《记一次跳高比赛》，这篇作文受到了老师的表扬。老师在我的作文本上用红笔画了许多圈，点了许多点，这就叫做可圈可点。他还用红笔写了二百多字的批语，什么‘语言通顺’啦，‘描写生动’啦，‘层次分明’啦，‘重点突出’啦，‘继续努力’啦，‘不要骄傲’啦，等等。后来我的语文老师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右派一组的中文系教授老单看，老单看了说，一个十岁的少年能写出这样的文章很不简单。老单是全中国有名的文学史专家，连李白的姥姥家姓什么他都知道，能得到他的夸奖，就跟得到了郭沫若的夸奖没有什么区别。我们老师得寸进尺，又无耻地把《记一次跳高比赛》送给省报总编辑李镇看。李镇用一分钟就把文章看完了，然后摸出一支像火棍的黑杆钢笔，连钩带划，把原长一千字的《记一次跳高比赛》砍削成五十个字，说：就这样寄出去吧，没准能发表。我们老师非要他给写一封推荐信，他实在顶不住粘糊，就写了一百多个字，给省报的编辑。我和老师欢天喜地的把稿子寄出去，然后就天天盼省报，几天后文章果然发了。这一下子我有了名，我们老师有了名，我们学校有了名，我们学校的五一运动会更是大大有了名。第二年，全县教师运动会就挪到我们学校召开了。第三年，周围几个县的学校也组织体育教师来观摩。当时的县革委主任高风同志原先是八一体工大队的跳高运动员，因为腿伤，退役下到我们这里来的。该同志爱体育，懂体育，一进体育场就热血沸腾，一看见跳高架子就眼泪汪汪。他亲临我校参加了一届运动会，参观了比赛，兴奋得不亦乐乎。他还在百忙当中接见了我，用他的大巴掌拍着我的头说：“小家伙，你的文章我看了，写得不错，不错，继续努力，长大后争取当个记者。”他从胸前的口袋里里摸出一支博士牌钢笔，送给我以资鼓励。激动得我尿了一裤子。开完运动会，他没有回县，直接去了农场，与场领导密谋了许久。回去后，他就拨来了十万元钱，让我们学校增添体育器材，修建比赛场地。所有的技术问题，由农场的右派解决；所有的力气活，由我们周围十几个村子的老百姓来干。出这样的力，我爹他们都感到高兴，感到光荣。那时候的十万元人民币，在老百姓心目中，简直就是天文数字，我们私下里说，这么多钱，怎么能点得清楚？马上就有人回答，有老富呢，怕什么？十万元，人家老富用脚丫子就拨拉清了，那还用得着手！

我写《记一次跳高比赛》时，学校的操场地面坑坑洼洼，没有垫炉渣，更没有铺沙子。那时是风天一身土，雨天两脚泥。那时根本没有跳高垫子，别说没见过，连听都没听说过。我们在操场边上挖了一个长方形的大坑，坑里垫上一层沙土，运动员翻过横竿就落在沙坑里，跌得呱呱地叫唤。跳高架子是我爹做的，我爹是个劈柴木匠，活儿粗，但是快。弄两根方木棍子，用刨子刨刨，下边钉上几条腿，棍上按高度钉上铁钉子，往沙坑旁边一摆，中间横放上一根细竹竿，这就齐了。我们学校有一个小王老师，中师毕业，也是个小右派，手提帽，我们全校的体育课都归他上。他个子不高，身体特结实，整天蹦蹦跳跳，像个兔子似的。我们写诗歌赞美他：“王小涛，粘豆包，一拍一打一蹦高！”我爹说，你们这些熊孩子净瞎编，皮球一拍一打一蹦高，粘豆包怎么能蹦高？一拍一打一团糕还差不多。王小涛跑得很快，尽管他的速度不能与省里的右派张电相比，但与我们村里的青年相比，他就算飞毛腿了。县里拨款给我们学校修建体育场地，校长与农场场长商量后决定建一座观礼台，好让高主任等领导站在上边讲话、看景。为此，学校派人去县城买了一汽车木头。汽车拉来木头那天，我们就像过年一样高兴。我们村里的人除了高中生雷皮宝之外，谁见过汽车呀，可汽车拖着几百根木头轰轰烈烈地开进了我们村。大家伙把汽车围了个水泄不通，有的摸车鼻子，有的摸车眼，把司机弄得很紧张。校长和场长带着一群右派过来，好说歹说才把我们劝退。右派们爬上车去卸木头，村里的大人们也主动上前去帮忙。木头卸在操场边上，汽车就跑走了。我们跟着汽车跑，心里感到很难过。汽车的影子没有了，汽车卷起的黄烟也消散了，我们还站在那里。我们眼泪汪汪，心中怅然若失。那些木头堆放在操场边上，一根压着一根，码得很整齐。我爹抚摸着木头，两眼放着光说：“好木头，真是好木头，都是正宗的长白山红松。”他从木头上抠下一砣松油，放到鼻子下边嗅嗅，说：“这木头，做成棺材埋在地下，一百年也不会烂；做成门窗，任凭风吹雨打，一百年也不会变形。”众人都围在木头边上，嗅着浓浓的松油香，听我爹发表关于木头的演说。我爹是说者无意，但有人却听者有心。这个有心的人名叫郭元，是个脸色苍白、身体消瘦的青年。当天夜里，他就偷偷地溜到操场边上，扛起一根松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