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 (第7/1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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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电话不多久，郑小光的电话也来了。他那边，半夜接到黄一平的电话，连夜发动所有关系，只用了短短几个小时，就把《城市早报》特稿部主任黄光明的情况摸了个一清二楚。黄光明，出生于皖北山区，五十出头，当过几年铁道工程兵，自称当年在山洞隧道里曾经九死一生。从部队复员后，分配到街道福利小厂与一帮残疾人为伍多年，据说从此养成专爱为弱势群体打抱不平的习惯。还在部队时，他就喜欢写点通讯报道，从连队食堂的现场口播到团里有线广播，直至回到地方后被聘为县、市、省报的通讯员，一步步以自己手中一支笔写成今天的大报名记。其人性格直率外向，在单位业务也是一把好手，尤其擅长写批评报道，得过不少全国大奖，牛皮确实不小。不过，此人也有些圈内人都熟知的弱点：嗜酒、爱烟、好色，喜欢自吹自擂外加听别人吹捧。据熟悉其情况的人介绍，黄光明家境本就贫寒，父母年迈多病，兄妹大都在山区务农，加上他自己两度离婚，先后有三名子女需要抚养，经济就相当窘迫。他在单位拼命写稿，并且经常不遗余力地在下边奔波，表面看来是敬业，其实也有多挣些奖金、津贴以补家用的意图。
郑小光生怕提供的材料不详细，还搜集了一些有关黄光明其人的趣闻轶事以图佐证，正想在电话里一一道来，却被黄一平生生打断，说：“够了够了，足够了。”
电话不离手，马上又和于海东、邝明达联系，简单通报了郑小光提供的信息，最后只说一句暗语：“启用第一方案，预备第二方案，第三方案估计用不上了。”
原来，夜里在于海东办公室，三个人把黄光明从性格特点、处事风格到家庭背景、个人喜好一一做了模拟分析，再按照不同特点商定了三种应对之策。三套方案分别依次排了顺序，取了名字，第一方案叫“合作双赢”，第二方案名曰“请君上轿”，第三方案是“泰山压顶”。前两套方案后边将会用到，无需细说，这里只说说遭到弃用的第三方案——泰山压顶。
按照设想，黄光明既然能写出那么多有分量的批评报道，就一定是个软硬不吃、高低不就的货色，任凭十八般武艺用尽、三十六计使绝，依旧刀枪不入、油盐不进，最终还是拿他不下，怎么办？这时，于海东忽然想起，他曾经有个大学校友，如今正是北京某权威媒体的人事处长，而该媒体恰好是《城市早报》的上级主管。于海东跟该处长原本并无深交，只是多年前学校百年校庆时有过一次同桌就餐之谊，当时彼此交谈甚欢，相互观感不错，就互留了名片，约定有机会到家里做客，有需要帮忙的事言语一声即可。因此，于海东当即在办公桌抽屉里一通翻江倒海，终于将那个处长的名片搜出。
既然有这样一个关系，可以泰山压顶般压将下来，为何又要作为第三选择排在末位？为此，当场也有些争议。按照明达集团老总邝明达的意思，赶紧打个“飞的”去到北京，花上三万五万的把那个处长摆平，黄光明还不乖乖放下武器束手就擒？于海东也觉得这是个不错的主意，他感觉那个校友言谈举止文雅，倒也未必一定是贪婪之徒，但有了几万元垫衬，再加上校友这层关系，就凭他一个人事处长，解决这点小事应该不是什么问题。可是，黄一平却站在更高层面上，作了更深一步的考虑。他说：“你们想过没有，凤凰小区这件事本就疑点重重、毛病多多，多惊动一个人势必多一个人知悉其中弊端，相应也就增加一分危险，谁能保证那个人事处长就与阳城没有什么牵扯与勾连？过去没有，现在没有，将来万一有了怎么办？再说，新闻单位可不像政府机关或民营企业，官大一级压死人，上边喷点唾沫下头就得打伞。像黄光明这类名记者更是轻易不会吃这一套，这种人凭本事、业务吃饭，脾气本来就硬，如果把他惹毛了，不要说你隔了几层的一个人事处长，就是顶头上司社长总编恐怕都不买账。到时候就怕泰山压青松，青松挺更直，麻烦就更加大了。”
一席话，说得邝明达、于海东两人频频点头，说毕竟是在政府机关、领导身边工作多年的大秘书，考虑问题就是站得高看得远，政治性、政策性强。于是当场商定，这个方案放在最后，不到万不得已时，决不轻易使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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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光明坐了中巴车从省城出发时，给于海东手机发了一条短信。于海东马上回信：车站门口恭候大驾。
下午五点不到，黄一平与于海东两人在阳城长途汽车站门口迎下黄光明，把他接到邝明达那辆宝马前排座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