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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邦略一思索,“你根据情况决定吧,如不涉及保密内容就传来好了!”
方正刚说:“不涉及什么保密内容,但涉及你们之间十几年的交往和感情。”
赵安邦心想,自己和吴亚洲的交往很正常,一直是君子之交淡如水,况且这封遗书方正刚他们也看过了,便说:“既然这样,你马上传过来吧,我等着!”
等传真时,赵安邦穿起了衣服。边穿边想,自己和吴亚洲的交往历史已经很久远了,从他在文山古龙县分地下台,到白山子县主管工业就开始了。那时的吴亚洲是个个体小老板,他只是个不起眼的小小副县长。现在他成了一个经济大省的省长,却让吴亚洲走投无路,小伙子留下的这份遗书估计不会有啥好话,想必会骂他官当大了,见死不救吧?可小伙子岂知他的苦衷和其中复杂的内幕呢?他为这七百万吨钢所做的争取和努力不能和他说啊!连在方正刚、石亚南这些市级领导面前都不能说,这是党性和原则决定的。小伙子离世前想骂也只能让他骂了。
没一会儿工夫,传真机开始向外吐纸。赵安邦一一扯下,立即看了起来。
不出所料,在这份万言遗书里,吴亚洲重点谈了一九八七年在文山电子工业园和时为副县长的他结识至今的奋斗过程。赵安邦心里有数,文山电子工业园是他们双方都难以忘却的所在。那是他步入高层政治舞台的最初立足点,也是吴亚洲从一个穷小子成长为省内乃至国内著名企业家的起点,是吴亚洲事业梦想开始的地方。那时小伙子还是个吃饱了肚子没多久的地道农民。他因为和钱惠人一起在古龙搞分地试点犯了错误,刚带着处分调到白山子县抓工业,主持开发城关工业园。为了吸引私营个体企业到工业园落户,他和县政府搞了个政策:五千元给个城镇户口。吴亚洲就带着从亲戚朋友那里东挪西借的几万块钱过来了,在园区里开了个搞配套服务的小纸箱包装厂。那时真难啊,他搞这个工业园不容易,吴亚洲的创业起步也不容易。他违规抗命把内地一个军工企业以招商引资的名义拉来了,给县里和文山地区带来了一个电视机制造企业,自己却又一次受了个警告处分。电视机厂最后还划给了市里,县属城关工业园也变成了市属电子工业园。
吴亚洲的纸箱厂就是那时开的业,他去剪的彩。同时去剪彩的还有时任电视机厂厂长兼市电子工业局副局长的马达。他一请就到了,支持民营企业不能只在嘴上说,能做的事就得帮着做嘛,哪怕对吴亚洲这种不起眼的小厂。马达那时可是牛得很哩,当着国营大厂的厂长,又兼着副局长,三请九邀才姗姗光临,根本没把吴亚洲放在眼里,也没把他这个霉运不断的副县长看在眼里。收了吴亚洲的纸箱老不给钱,厂里发洪水泡坏了的纸箱也把账算到吴亚洲头上,差点把小伙子挤对破产。吴亚洲跑到他面前哭诉,他便带着吴亚洲找马达,和马达拍桌子,最终总算帮吴亚洲要回了拖欠的货款。后来的大量事实证明,像马达这样的人是搞不好经济工作的,尤其是复杂多变的市场经济,所以今天才被安排到了监察厅。
嗣后,他调到宁川主持大开发,在市委书记白天明的支持下实施大宁川发展规划。时为一九八九年底,中国的改革前景一派模糊,甚至有可能夭折,他和白天明却代表宁川市政府大胆宣布了招商引资的八大优惠政策。吴亚洲这小伙子敏感啊,马上闻风而动,果断结束文山的生意,冲着八大优惠政策立即奔往宁川,集资办了个民营的亚洲电缆厂。随着宁川火热的大开发,亚洲电缆厂的生意越做越大,加上建厂时吴亚洲低价买了块地,赚到了属于自己的第一桶金,完成了艰难而清白的资本原始积累。据赵安邦所知,在汉江省像吴亚洲这么靠办厂起家,资本没有原罪的大款并不多。十二年后,到了二○○二年,这个当年可怜兮兮的穷小子已成了身家八亿多的成功企业家,不但在宁川,在整个汉江省都大名鼎鼎。
这时,省委、省政府要启动文山这台北部经济发动机了,他这个省长在全省财富峰会上号召民营企业到文山发展,还亲自和吴亚洲谈了话。那次谈话的情形他现在还记得很清楚,谈得也很具体。他把小伙子当成了老朋友,希望吴亚洲能带个头,把拟建的一个中外合资的新电缆厂摆到文山去。可那时文山班子还没调整,市长田封义梦想着顺序接班,待老市委书记退下来后做市委书记,马达也等着上市长。吴亚洲根本信不过马达和田封义,嘴上答应着他,却始终没动作。直到石亚南、方正刚这个班子上来,方正刚三赴宁川请他来文山,他才带人过去了。
现在才知道,这竟是一场噩梦的开始。不仅仅是吴亚洲和亚钢联的噩梦,也是汉江省和文山市的噩梦。小伙子的实事求是令人感动,在遗书里没把责任推到他和三下宁川请过他的方正刚头上。甚至没推给帮他出馊主意的新区管委会。这着实让他感到意外。更让他意外的是,吴亚洲的万言书里没抱怨改革。这个出生后差点儿饿死在襁褓中的著名企业家对这个造就过他的改革时代充满了感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