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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好不容易出现了个有挑战性的，一名初三的外籍同学要求取消期中期末考试，说他的国家从来没有那些。可在我们实验中学校园法庭即将受理本案之时，作为起诉方的原告忽然就回国了，让天琳大失所望。她说如果能打赢这样的庭辩，自己就能改写中国考试史了。她一定没想过这种起诉题就和妄想把全市女子校服统一改成女仆装一样，成功率和中国男足获得世界杯冠军一样低。
结果天琳每天都在念叨那么几件事，一是“为什么没有色情暴力或者赌博诈骗等大案子来找我们呢？”二是“二辩手，我们缺一个二辩手，要快点找到才完整。”
要找二辩手，自然需要招新队员。说到招新队员这方面，倒也有过一些同学来我们这里申请入队充当二辩手，但天琳对他们的考核简直比FBI招人还严。第一场考试就是要会打锄大D，通过后就打开电脑让他玩飞车，如果跑了第一名，就从书架上随机抽一本漫画让他背诵从第几页到第几页的全部对白。不用说，最后一个通过的都没有。我问她辩论队队员是那样考核的！？天琳回答说：“我想考他的是，他能不能准确地判断出我是在故意刁难他。但没一个人能判断出来的，全是废柴。”
后来天琳的考题被传开了，导致全校都以为加入王牌庭辩队的第一条件就是必须会打锄大D。
虽然没找着合适的二辩手，我也没有一丝懈怠，一直在和斯文努力寻找天琳当初认定的三辩手。我们的线索很少，唯一知道的就是他是个男性，且在我们第一场庭辩中露过脸。可我们在官网上发布了寻人，校园内招贴了启示，最后还是没能找着他。看来他真是个懂得大隐的高人，让我越来越觉得不找到他实在太可惜了。
搞到最后，队员还是只有我们四个，暂时是一支仍未发育健全的庭辩队。但一辩手崔隽却和天琳一样毫不紧张，依然保持着他那冷静的态度向我们全体队员说：“无所谓，只要有我坐一辩就够了。”然后他把右手中转着的笔抛到半空，从左手手牌中抽出一张黑桃2摆在桌面，右手再接住笔继续转：“大D。”
为什么你们都能这么心安理得地坐这儿打牌呢！？天琳说：“没别的事了，不打牌做什么？”她也就算了，崔隽居然也坚持每天放学后都来这里练习转笔，只要天琳一叫开台他也跟着打。苏可偶尔有事不会来，三缺一，我想正好，没活动就回家了，结果斯文跑进来了，那神情就像发情期的雄猩猩一样向我们招手说：“哟，我来顶一角。”
我问斯文是怎么知道今天苏可不来的，天琳说是她把斯文叫来的，不然凑不够四个人。后来每当三缺一，天琳叫不到斯文就叫夕夕，叫不到夕夕就叫蔡聋子，蔡聋子是逢叫必到，所以我们每天的课后活动打从第一天起就没休停过，搞得这个王牌庭辩队简直就是打牌庭辩队，让我这个挂名队长心里总是不太踏实。
我想我们的活动光打牌肯定不是个事儿，加上辩护委托和招新队员这两项都毫无进展，那我们总可以搞搞辩论训练吧？当我一提出这个问题，天琳和崔隽立刻击掌说：“早该开始了！”苏可也点头，表示我光顾训练她一个人实在无趣。我想说他们几个到底是守株待兔还是坐以待毙，我不提出来他们都不主动提出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