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章 (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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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邦一怔，这个白原崴，追得可真紧啊！忙冲着小项摆手道：“告诉他，就说我正在会见外宾，现在没时间和他烦，该找他时我会找他的，让他等着好了！”
白原崴不知在电话里说了些什么，说了好一会儿，小项一直打哈哈应付。
合上手机后，小项汇报说：“赵省长，白原崴希望您能尽快接见他一下，说……说是今夜就在国宾馆候着您了，要……要和您来个不见不散哩！”
赵安邦挂着脸，“哼”了一声，“愿意等就让他等吧，他来开会，本来就住在国宾馆嘛！”说罢，往靠背上一倒，看着车窗外不断流逝的灯火，又想开了心思。
自从做了省委书记，住进共和道十号这座西式小楼以后，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感觉时常会袭上裴一弘的心头。这其中有显而易见的孤独，有时断时续的忧郁，间或也还有些莫名的兴奋。这让裴一弘觉得很奇怪，他还有什么好兴奋的呢？难道他这个经济大省的省委书记，现在还需要用共和道上一座旧时代遗留的小洋楼来证明自身的价值吗？后来才发现，这莫名的兴奋竟来源于溶在血液中的某种深刻记忆。
在一个人的生命历程中，有些记忆是难以忘却的，包括那些毛绒绒的细节，比如二十一年前的那个傍晚。那是属于裴一弘个人的具有隐私意味的记忆，印象深刻无比，却又无法与人言说，哪怕对自己的家人，至今回忆起来，一切还历历在目。
是的，就是二十一年前那个仲夏的傍晚，当他以省委机要秘书的身份第一次走在共和道的树阴下，第一次鼓足勇气按响共和道十号院门门铃时，心情曾是何等的紧张啊！那时十号院里住着德高望重的老省长，还使着历史久远的英国老式门铃，铃声单调而沉闷。他按过门铃后在门前等待，等了好长时间，似乎有一个世纪，可看了手表才知道，其实不过三十几秒钟。后来，当他准备再次按动门铃时，红漆大门上的小窗才打开了，门卫的脸孔出现在小窗内，像一幅贴在证件上的标准照。那时谁认识他这个新分来的七七级大学生啊？省委办公厅明明事先打过电话，门卫仍隔着大门上的小窗好生盘问了一通，还认真查验了他的工作证。进得门来却又没见到老省长，老省长有外事活动刚出去，送交的文件是一位秘书签收的。那天，走出共和道十号院，裴一弘发现自己刚换上的白衬衣全被胸前背后的汗水浸透了。
嗣后三年，他作为省委办公厅秘书、机要处副处长，成了共和道上的常客，经常来往于一号至三十几号的深宅大院，给省长、省委书记、常委们送文件，送通知，处理职责范围内的相关事务。那时的裴一弘在省委领导们面前太不起眼了，有些事说来好笑：一位省委副书记直到他离开省委办公厅都没记住他姓啥，一直热情地喊他“小弘”。不过，最初的拘束和紧张却渐渐消失了，共和道神秘的面纱也于不经意间在他面前一点点撕开了，他身不由己地成了一幕幕历史的见证人。
印象最深的是一九八五年全省地市级干部大调整。那幕历史发生在共和道五号老书记刘焕章家里。刘焕章是那年一月从北京调到汉江省做省委书记的，他也正是从那时开始做了刘焕章的秘书，一做三年，一九八八年才由刘焕章提名建议到省团委做了副书记。裴一弘清楚地记得，在那个阴雨绵绵的下午，在楼外沙沙作响的细雨声中，刘焕章大笔一挥，在省委一份干部任免文件上签了字，一举决定了五十多名地市级和二百多名县处级干部的命运。一批老同志下去了，许多年轻干部上来了，赵安邦就是其中的一位。当时，赵安邦还只是文山地区一个名不见经传的乡党委书记，却在大胆启用四化干部的气氛中，进了省委三梯队干部名单。嗣后，赵安邦于风风雨雨磕磕绊绊中一步步上来了，上得真不容易，不论在哪儿任职都有争议。诚如刘焕章所言，是个异数，像这样的异数，在汉江省的干部队伍中并不多见。
刘焕章做了一届中央候补委员，两届中央委员，任职省委书记长达十二年。在宁川的班子上做过一些错误决策。最终，宁川搞上去了，老人也退下来了，就是在退下来后的一次茶话会上，刘焕章曾当众对赵安邦鞠躬致敬，给他和同志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这次临上手术台，老人还拉着他的手说个不停，谈宁川，谈文山。文山是老人的又一块心病，老人家退下来后不止一次和他、和赵安邦说过：以文山为中心的北部欠发达地区不搞上去，汉江这个经济大省就是跛脚巨人，他就死不瞑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