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六章 (第3/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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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的议题是讨论落实第二轮土地承包,省里的文件规定得很明确,再续订五年承包合同。然而,身为地委领导的白天明却在会议一开始就定调子说:“文件归文件,各县有各县的情况,我看也不必拘泥于上面的规定,思想可以解放一点,只要有利于将来农业的发展,有利于老百姓过上好日子,能突破的东西可以突破嘛!”
白天明这么一说,赵安邦心里又活动了,只字不提省农业会议上那位副省长的批评,明确提出了延长承包期,“白书记的意见我赞成,上面规定的承包期看来是短了点!为什么就不能签个十年、二十年呢?这阵子我一直在下面跑,钱惠人和许多乡村干部向我反映,我们农民同志普遍担心政策会变,都在搞短期行为!”
于华北证实说:“是的,是的,安邦说的这种担心是客观存在的,农民还是心有余悸啊,被过去的政治运动搞怕了,有人就当着我的面说,党的政策像月亮,初一、十五不一样,看来,我们还是要利用这次二轮承包多做解释工作哩!”
赵安邦冲着于华北摇头苦笑,“于县长,怎么解释?谁相信咱们的解释啊?农民是注重实际的,最好的解释就是把一包十年、二十年的合同放在他面前!思想再解放一点,胆子大一点,就搞个第二次土改,干脆把土地一次性地分给他们算了!”
分地的话头几乎没经过大脑的思索,就这么鬼使神差地脱口而出了。
于华北怔了一下,敲了敲桌子,郑重提醒说:“哎,哎,安邦,这种场合,你这同志别胡说八道啊!搞大包干人家就说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了,什么辛辛苦苦几十年,一夜回到解放前,一直吵到今天,你还想分地?这不是授人以柄吗?再说,把地分下去和包下去,性质完全不同,分下去那可真是一夜回到解放前了!”
应该说,于华北这番提醒是好心。一九八六年,赵安邦和于华北在文山头一次共事,二人一个县长,一个副县长,住在同一个县委招待所,公私两方面的关系都很好,分地风波发生前,赵安邦和于华北的关系远远超过和白天明的关系。多年过后,有件事赵安邦仍记忆犹新:于华北那时烟瘾很大,一天要抽两盒烟,可却出于谨慎,从不收受下面送的烟。赵安邦不抽烟,却老有人给他敬烟,赵安邦便收集起来,一次次集中送给于华北,什么牌子的都有。搞到后来,干脆是赵安邦搞不正之风,每月收熟人两三条烟,送给于华北,让于华北既有烟抽,又保持清廉形象。
于华北谨慎持重,却并不是思想僵化的人,提醒过赵安邦后,又说:“一包五年的政策规定,按说不好随便突破,但是,白书记和安邦说得都有道理,我们的思想还是要解放一点,我个人的意见,可以考虑一包十年,我们也少一点折腾!”
白天明和与会的县长、书记、常委们都没再说啥。赵安邦也没再提分地的事,分地只是发言时的一时冲动,谁都知道不可能实行,于是,就定下了十年的承包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