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赵安邦冷冷一笑，“狂妄！一天到晚坎托洛维奇，数理经济学，你当真以为计划经济救得了社会主义吗？你说的不错，改革开放前，中国是没有真正的计划经济，只有长官意志和命令经济！命令经济的问题你指出来了，我不持异议。但另一个问题你小伙子想过没有？放弃命令经济走向市场，只要遵循市场规律，过渡就比较容易实现；而数理经济学因其严密系统的科学性，根本无法实现这种过渡，只要计划一中断，整个系统就会崩溃，苏联马上就要经历这个崩溃过程！我们的经济改革在放弃了命令经济之后，已经不容置疑地走上良性发展的轨道！”
方正刚有些吃惊，“赵书记，这么说，您……您也研究过数理经济学了？”
赵安邦手一挥，颇为不屑地说：“我研究过的东西多了，今天不在这里和你讨论！你小伙子还很年轻，知识面比较宽，也有一定的才华，我希望你也能多做些研究！比如，计划经济是不是一定就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是不是就一定是资本主义？我们的改革开放是如何走到今天这一步的？这些年来创造了什么，失去了什么？也可以做些实际研究，比如，西方发达国家新城区开发上都有哪些成功范例？当今世界新城市建设有多少可供我们选择的模式？为我们宁川的跨世纪建设多少做点贡献！当然你一定要继续研究坎托洛维奇和数理经济学也随你！”
方正刚听明白了，问：“赵书记，您的意思，让我去市委政策研究室？”
赵安邦摇了摇头，说：“发挥你的专长，去经委经济研究室做副主任吧！”
这还有啥好说的？他和于华北走得这么近，于华北又这么器重他，赵安邦能让他发挥专长就不错了！于是，方正刚便去市经委下属的经济研究室做了个副处级的挂名副主任，一做就是四年。这其间，他开始深入研究东欧和前苏联的经济转轨。赵安邦谈话时对苏联计划经济系统崩溃的预言竟得到了验证，其他类似的东欧国家也发生了相同的崩溃，而崩溃后市场经济的重建却远远落后于中国的经济改革进程。他的立场观点因此发生了动摇和转变，嗣后结合中国国情和宁川稳步走向市场经济的改革实践写了几篇颇有分量的论文，有一篇还上了《人民日报》。可赵安邦和宁川市委的大小官僚们就是没谁看得见，市经委主任换了两任，经济研究室主任换了三个，哪次和他都没关系，他在政治上一直被冷冻着。
这四年是宁川高速发展的好时期。市场经济在摘掉了姓资的帽子之后焕发出了巨大的活力，来自全国和全世界六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资金涌到了宁川这片热土上。仅一九九五年签订落实的项目利用外资即达三百五十多亿，一九九六年更创下了五百二十二亿的空前纪录。平心而论，赵安邦和他的班子干得不错，宁川的发展速度不但远远把他研究的东欧国家抛在了后面，也把中国大多数发达地区抛在了后面，宁川作为汉江第一经济大市就此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管对老领导于华北的个人感情有多深，面对宁川奇迹，方正刚都不得不承认：刘焕章和当时的省委用对了人，如果真让于华北在宁川主持工作，也许就没有宁川的今天了。
恰在这时，他的机会也来了，省委书记刘焕章从一篇论东欧政治经济体制变迁的论文中认识了他，建议调他到省委政策研究室来。省委有关部门负责同志马上找他谈话，告诉他，准备让他任政策研究室一处处长，搞宏观政策研究。不曾想，赵安邦却指示宁川组织人事部门拖着不办，他一气之下，闯到了赵安邦办公室讨说法——这是四年前那次谈话后的惟一一次谈话，火药味仍然很浓郁。
赵安邦还是四年前的老样子，一脸不加掩饰的讥讽，“方克思，你现在不是要搞宏观政策研究，而是要搞点微观研究，深入了解中国的国情政情，像主席说的，解剖一下麻雀！我的意见，你最好不要到省委大机关去，而是下基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