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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必须睁开眼睛，医生的妻子想。她在夜里曾几次醒来，透过合着的眼皮发现这宿舍半明不亮的昏暗灯光，但现在似乎看到一点变化，是另一种光亮，可能是似有若无的晨曦，也可能是牛奶般的海水浸没了眼睛。她对自己说，数到十，数完后就睁开眼睛，这样说了两次，两次都数完了，可还是没有睁开。旁边床上传来丈夫深沉的呼吸声，还有不知道谁在打鼾，那个人的腿现在怎么样了，她心里问，但她明白，此时并不是什么真正的同情和怜悯，而是想掩饰另一种担心，想不必睁开眼睛。过了一会儿，眼睛睁开了，就这么简单地睁开了，她本人并没有下决心。窗户从墙半腰开始到离屋顶一拃的地方结束，天要亮了，泛蓝的模糊光线通过窗户钻进屋里，我没有失明，但说完她吃了一惊，从床上半直起身子，对面床上戴墨镜的姑娘可以听到她讲话。但姑娘还在睡觉。她旁边靠墙的那张床上，小男孩也在睡。她像我一样，医生的妻子想，把最安全的地方让给他，我们可能是最不堪一击的屏障，只不过是路上的一块石头，甚至都不能指望让敌人绊一跤，敌人，什么敌人，这里任何人也不会进攻我们，即便我们在外边杀人越货，也不会有人来抓我们，那个偷车贼从来不像在这里这般安全和自由，我们离开世界太远了，过不了多久就会不知道自己是谁，连叫什么名字也记不清楚说不出来了，对我们来说，名字有什么用呢，有什么用呢，没有哪一条狗是通过人们给起的名字认出和认识另一条狗的，它们通过气味确认自己和其他狗的身份。在这里，我们是另一种狗，通过吠叫和说话声相互认识，而其他方面，长相，眼睛，头发和皮肤的颜色，通通没有用，仿佛不存在，现在我还看得见，可是，能到什么时候呢。光线有了点变化，不会是夜晚又回来，可能是天空被云彩遮住了，推迟了白天的到来。偷车贼的床上传来一声呻吟，莫非伤口发炎，医生的妻子想，我们没有任何东西能为他治疗，什么也没有，在这种条件下，任何小小的事故都可能酿成悲剧，这可能正是他们所希望的，让我们在这里一个接一个地完蛋，虫子死后，毒汁也就完了。医生的妻子从床上下来，伏到丈夫身边，想叫醒他，但又没有勇气把他拖出梦境，让他知道自己仍然失明。她赤着脚，踮着脚尖走到偷车贼的床前。偷车贼正睁着眼睛盯着什么地方。你觉得怎么样，医生的妻子小声说。他把头转向传来声音的一边说，不好，腿疼得厉害。她刚想说，让我来看看，但及时闭上了嘴，这太冒失了，倒是偷车贼没有想到这里除了盲人以外没有别的人，像几个小时以前在外边一样，仿佛有位医生在对他说让我看看这个地方，他不假思索便把毯子撩了起来。即使在昏暗中，眼睛稍稍能看到点东西的人也能发现毯子被血濡湿了，伤口像个黑洞，四周已经肿起来，绷带也松开了。医生的妻子小心地把毯子放下，然后摸了摸那人的前额，动作又轻又快。他干巴巴的皮肤热得烫手。光线又变了，是云彩飘走了。医生的妻子回到自己的床上，但没有躺下。望着正在咕咕哝哝说梦话的丈夫，望着灰色毯子下面一个个模糊的人影，望着肮脏的墙壁，望着等人来住的空床，她心情平静，希望自己也同样失明，穿过这些东西可见的表象，深入其中，深入闪着白色的永远失明的世界。

突然，从宿舍外面，可能是从这座精神病院两排房子中间的天井，传来激烈的吵嚷声，滚出去，滚出去，离开这里，滚，不能留在这里，必须服从命令。嘈杂声时高时低，一扇门咣当一声关上了，现在只能听到悲伤的抽泣，和有人因绊倒发出的不难辨别的响声。宿舍里的人全都醒了。他们把头转向入口那边，不用看就知道是失明者们要进来了。医生的妻子站起来，若按自己的意愿行事，她会去帮助那些新来的人，对他们说句安慰的话，并把他们领到床边，告诉他们，请记住，这是左侧七号，这是右侧四号，不要弄错，对，我们这里一共六个人，昨天来的，对，我们是第一批，名字，名字有什么要紧，其中一个，我觉得是偷了东西的，另外一个，是被偷的，有个戴墨镜的神秘的姑娘，不时往眼里点治结膜炎的眼药水，我都失明了，怎么知道她戴着墨镜呢，你瞧，我丈夫是眼科医生，她到他的诊所去看过病，对，我丈夫也在这里，谁都逃不过，啊，对了，还有一个斜眼的小男孩。但实际上她没有动弹，只是对丈夫说，他们来了。医生下了床，妻子帮他穿上裤子，没有关系，谁也看不见，这时候失明者们开始进屋了。医生提高嗓门说，不要着急，不要慌张，我们这里有六个人，你们一共多少人，不要着急，大家都会有地方。他们不知道一共多少人，可以肯定，从左侧的宿舍被推到这里的时候他们互相摸到过，有的还碰撞过，但还是不知道一共有多少人。他们都没有带行李。他们在那边的宿舍醒来发现自己失明并因此而叹息的时候，屋里的其他人连想都没想就立即把他们赶了出来，甚至没有给他们时间与一起前来的亲友告别。医生的妻子说，你们最好报报数，每个人说说自己是谁。新来的失明者们站在那里，犹豫不决，不过总得有人开头，这时两个男人同时说话了，这种事经常发生，两个人又同时停下来，结果第三个男人先开始了，第一个，他停了一下，似乎要报出名字，但嘴里说出的却是，我是警察。医生的妻子想，他没有说叫什么名字，也知道名字在这里没有任何意义。另一个男人开始自我介绍，第二个，他也照第一个的样子说，我是出租汽车司机。第三个男人说，第三个，我是药店伙计。接着是个女人，第四个，我是酒店佣人。最后一个也是女人，第五个，我是办公室雇员。她是我妻子，我妻子，第一个失明者喊起来，你在哪儿呢，告诉我你在哪儿；在这儿，我在这儿，她一边哭着回答，一边颤颤巍巍地沿着两排床之间的夹道往前走，眼睛瞪得很大，两只手在空中与流进眼里的牛奶色的大海搏斗着。男人倒比较有把握，朝着妻子的方向走过去，你在哪儿，在哪儿，现在声音很低，像是在祈祷。一只手碰到了另一只手，两个人立刻拥抱在一起，成了一个人，亲吻寻找亲吻，有时候吻空了，因为不知道对方的脸，眼睛或者嘴在哪里。医生的妻子搂着丈夫哭泣起来，仿佛她也刚刚和丈夫重逢一样，但嘴里却说着，我们多么不幸啊，真是灭顶之灾。这时候人们听见斜眼小男孩说话了，他问，我妈妈也来了吗。戴墨镜的姑娘坐在他的床上，赶紧小声说，她会来的，不用担心，一定会来的。

在这里，每个人真正的家就是睡觉的那块地方，因此人们不应当感到奇怪，新来的人关心的第一件事像他们在另一个宿舍眼睛还看得见的时候一样，就是挑选床位。毫无疑问，第一个失明者的妻子最合适的地方是在丈夫旁边，第十七号床，有第十八号床把她和戴墨镜的姑娘隔开。同样，大家都设法尽量在一起，这也不会令人吃惊，因为这里的人相互之间有着许多关系，其中一些人已经知道，另外一些正要挑明，比如药店伙计就是卖给戴墨镜的姑娘眼药水的那个人，自称是警察的人在街上遇到了失明的偷车贼，当时他正像个迷了路的孩子一样啼哭，至于酒店女佣，戴墨镜的姑娘大喊大叫的时候是她头一个进入房间的。但是，可以肯定，并非所有这些关系都会大白于天下，要么是因为还没有机会，要么是由于人们想象不到它们的存在，也许问题更简单，只不过取决于人们的敏感和触觉。酒店女佣做梦也不会想到她看见的那个赤身裸体的女人就在这里；关于药店伙计，人们知道，他接待过别的戴着墨镜去买眼药水的顾客；任何人都不肯莽撞地向这位警察检举在这里的偷车贼；司机会发誓赌咒说，最近几天他从来没有载过一个失明的人。当然，第一个失明的人已经小声告诉妻子，宿舍里有一个人是偷了他们汽车的浑蛋，你想想，事情就这么巧，但他已经知道那个可怜虫腿上伤势很重，便宽容大量地说，对他的惩罚足够了。而他的妻子呢，因为失明而十分伤心，因为找到了丈夫而大喜过望，一时间悲喜交加，看来这两者不像油和水一样不相溶，现在她竟然想不起前几天说过的话，只要这坏蛋也瞎了眼，我情愿少活一年，这是她的原话。如果说心中还残留一点火气搅乱她的心境，那么，在听见受伤的人痛苦地呻吟说，医生先生，请帮帮我吧，她那点火气也就完全消散了。医生让妻子拉着手小心地摸了摸伤口的边沿，没有任何办法，就是冲洗也无济于事，伤口发炎既可能是因为被鞋后跟刺得太深，而鞋跟曾与街上和此处的地面接触，也可能是由于这里的腐水，从年久失修的水管里流出的几乎是死水，浑浊不堪。听到呻吟声，戴墨镜的姑娘已经站起身，她数着一张张床走过来，向前探着身子，伸出手，摸到了医生的妻子脸上，后来又不知道怎么摸到了受伤者那烫人的手，她沉痛地说，请原谅，全怪我，我本不该那样做；算了吧，那人回答说，生活中会有这种事，我也做了不该做的。

扩音器里又传来那严厉的声音，盖过了偷车贼说的最后几个字，注意，注意，现在通知，饭以及卫生用品清洁用品已经放在门口，盲人们先出去拿，受传染者等待通知，注意，注意，饭已放在门口，盲人先拿。受伤的男人发烧烧糊涂了，没有听清所有的话，以为囚禁已经结束，现在命令他们出去，于是身子动了动想站起来，但医生的妻子制止了他，您要到哪里去呀；没有听见吗，他答道，说让我们盲人们出去，不错，是让我们出去，但是是去拿饭。受伤的人泄气地啊了一声，觉得腿上的伤口又钻心地疼起来。医生说，你们留在这里，我去；我也去，他的妻子说。他们正要走出宿舍，刚刚从另一排房子里来的一个男人问，这个人是谁；第一个失明者回答说，是位医生，治眼睛的医生；这是我一生中听到的最有趣的事，出租车司机说，凑巧让我们碰上了唯一一个一点儿用都没有的医生；凑巧也让我们碰上了一个把我们拉不到任何地方去的司机，戴墨镜的姑娘讥讽地回敬了一句。

盛饭的盒子放在天井里。医生请妻子把他带到门口去；干什么；我要告诉他们这里有个人伤口发炎，情况严重，而这里没有药；你不记得那通知吗；记得，不过，也许面对这具体情况；我怀疑会有什么不同；我也一样，可是，我们有义务试一试。在大楼外面的平台上，白天的光亮照得医生的妻子头昏脑涨，倒不是因为光线太强，天上乌云滚滚，也许要下雨了，在这么短的时间里就不习惯光亮了，她想。就在此刻，大门那边一个士兵对他们喊道，站住，向后转，往回走，我得到命令，可以开枪，他马上用枪瞄准他们，用同样大的声音喊道，中士先生，这里有几个家伙想走出来；我们不是想出去，医生赶紧否认；我劝你们真的不要这么想，中士边说边走过来，出现在大门的铁栅后面，问道，出了什么事；一个人腿上受了伤，有明显的发炎症状，我们急需抗生素和其他药品；我得到的命令非常清楚，出，任何人都不准出，进，只让食物进；如果炎症恶化，可以肯定一定会恶化，他很快就会有生命危险；这与我无关；那么请您通知您的上司；听着，瞎子，现在是我通知你，你和那个女人要么现在立即回到原来的地方，要么挨枪子儿；我们回去吧，妻子说，没有任何办法，他们也没有过错，害怕得要死，还要服从命令；我不相信会发生这种事，这违反人道主义原则，你还是相信为好，因为事实再明显不过了；怎么，你们还在那里，中士喊道，现在我数三下，如果数到三你们还没有从我眼前消失，可以肯定的是，你们想回也回不去了，一，二，三，这就对了，我是出于好意，接着他对士兵们说，就是对我的亲兄弟也一样，但他没有说清指的是谁，是指来要药品的人呢还是指腿上伤口发炎的人。宿舍里，受伤的人想知道他们是不是去要药品了；你怎么知道呢，医生问；我估计是，先生您是医生；非常遗憾；您是说他们不会送药来；对，啊，就是这样。

食物正好是五个人的量，有瓶装牛奶和饼干，但计算份数的人忘记了杯子和盘子，也没有刀叉和勺子，可能午饭才带餐具吧。医生的妻子把牛奶送给受伤的人，但他呕吐了。司机表示不满，说不喜欢喝牛奶，问是不是有咖啡。几个人吃完以后就上床睡觉去了，第一个失明者准备带妻子去各个地方走走，认认路，宿舍里只有他们两人出去。药店伙计请医生先生和他谈谈，希望医生先生说出对这种疾病的成熟的看法。我不认为可以称之为真正意义上的疾病，医生一开始便准确地说出了自己的意见，然后非常简单扼要地谈了谈他失明之前所做的研究。隔着几张床，司机也聚精会神地听着，等医生介绍完毕，他说，我敢打赌，这是因为从眼睛到脑子的通道堵塞了；真愚蠢，药店伙计气愤地嘟囔着说；谁知道呢，医生忍不住微微一笑，实际上眼睛只不过是透镜，或者说是摄像镜头，真正看到东西的是大脑，和放映电影是一个道理，如果真像那位先生说的通道堵塞了；就和汽化器一模一样，如果汽油到不了那里，发动机就不能工作，车就不能开走；您瞧，再简单不过了，医生对药店伙计说。医生先生认为我们还要在这里待多长时间呢，酒店女佣问道；至少要到我们看得见的时候；这会是多长时间呢；坦率地说，我认为没有人知道；是暂时的呢，还是永远的；要是我知道就好了。女佣叹了口气，过了一会儿才说，我还想知道那个姑娘后来怎么样了；什么姑娘，药店伙计问；酒店里那个，给我印象太深了，她像刚来到这个世界时那样，一丝不挂，站在房间中间，只戴着一副墨镜，大声喊着说她瞎了，一定是她把这瞎病传染给我的。医生的妻子抬头一望，看见姑娘慢慢把眼镜摘了下来，尽量不让别人发现她这个动作，然后，一边把眼镜塞到枕头下面，一边问斜眼小男孩是不是想再吃块饼干。自从来到这里后，医生的妻子头一次感到她像是在显微镜后面观察几个生物的行为，而这些生物根本没料想过她的存在，她突然觉得这种做法卑鄙无耻。既然别人不能看见我，我也没有权利看他们，她想。姑娘用颤抖的手往眼里滴了几滴眼药水。这样她就可以说，眼里流出来的不是泪水。

几个小时以后，扩音器又通知可以去取午饭时，第一个失明者和司机自告奋勇执行这一使命，确实，干这种事眼睛并非必不可少，有触觉就够了。饭盒离连接天井和走廊的门很远，要拿到食物不得不在地上爬着前行，伸出一只胳膊，另一只胳膊则成了第三条腿，回宿舍时之所以没有遇到困难，多亏了医生的妻子想出的主意，她费心示范证明其行之有效，把一条毯子撕成条，系成绳子状，一头绑在宿舍门外边的把手上，另一头拴在出去取食物的人的脚踝上。两个人去了，带回了盘子刀叉和勺子，但食物依然是供五个人吃的，最为可能的情况是指挥警卫小分队的中士不知道那里多了六个人，因为身处大门外，即便是警惕地注视着大楼里面的动静，也只能偶然看到阴暗的天井里有人从一侧转到了另一侧。司机主动提出去索要缺少的食物，他独自去了，不想让别人陪伴。我们不止五个人，是十一个，他朝士兵们喊；那个中士回答说，你们放心吧，以后还会多得多，司机大概觉得中士说话的口气粗鲁，我们留意一下他回到宿舍以后说的话就会明白，他说，那个人好像在嘲笑我。众人把食物分了，五个人的饭分成了十份，因为受伤的人还是不吃，只是要水喝，请给我点水，润一润嘴唇。他的皮肤烫得灼手。由于不能让毯子长时间压迫和接触伤口，他不时掀开毯子，露出伤腿，但宿舍里寒冷的空气又迫使他立刻把腿盖上，一连几个小时这样周而复始。他还不时呻吟一阵，像是积蓄力量之后定时启动，仿佛一直在顽强地折磨他的疼痛突然增强，超过了他忍耐的极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