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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常衮，他自诩清流，矫枉过正，选任官员只认科举。对各地推荐上来的人，无论贤良与否一律不用。那时的科举制还远没有后世那么普及，只认科举势必导致许多岗位长期空缺没人干活。
崔佑甫久在吏部任职，对这方面的利弊自然知晓，他亲自考察审核各地推荐的人才，在担任宰相不到两百天的时间里就任命了八百多名官员，平均每天任命四人左右。
干部问题历来是个敏感问题，等位的永远比上位的多！
在如此短的时间里大批次的使用、提拔干部当然会引来非议，德宗善意提醒他，说有人举报你在选任官员时沾亲带故。
崔佑甫坦然回答：我为朝廷选士，如果连被考核的人是谁都不清楚，又怎能知道他的优劣与否，从而量才使用呢！德宗深表叹服，再不过问。
司马光在《资治通鉴》中评说此事，认为用人只有贤与不肖之别，不能有亲疏新故之分，如果都像崔佑甫那样，肯定会遗漏很多人才，应交职能部门按程序秉公办理。
我倒觉得司马光在拿宋朝的眼光去衡量唐时的事，站着说话不腰疼！具体问题一定要摆到具体的情境下，去做具体的研究与分析，得出的结论才有意义。
崔佑甫当时面临的问题，不是按部就班的挑选人才，而是如何将因前任不作为导致大面积空缺的岗位尽快配齐人手，先保证国家机器运转起来，至于贤与不肖、漏与不漏那是下步的事。
在特殊情况下，不能只是思想很统一就是不办事；嘴上唱得响行动落得慢。只有勇于任事才是敢于担当。同时，做工作还要注重抓本带末，把主要问题和主要矛盾解决了，其他的自会迎刃而解。如果总是纠缠在细微末节里，即便把自己累死，恐怕也不会有什么实质成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