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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要先讲个故事，你看看若你是故事的主人公，将会作何反应。
你正在巴黎度假，春日渐远，夏天绿色的气息扑面而来。你心无旁骛，仿佛与世隔绝，享受着难得的平和心境。午夜渐近，你坐在莱莫尼王宫餐馆的栅栏旁，正享用着一杯开胃酒。突然，一位和你相识于英国的美丽女子向你姗姗走来——顺便说一句，她以前一直对你态度冷淡——然后她开始滔滔不绝，讲个不停，简直像个保育员一样。紧接着她点菜吃饭，继续迫不及待地向你陈述一堆无比荒唐、不着边际的言语。
这故事听来如何？
没错，这就是我经历的事情。当时我只想捉弄她一下，哪知竟因此莫名其妙地卷入了一系列怪事，至今犹是心有余悸。这些事比我几年前在情报局遇到的案子都要糟糕，更重要的是，它们之所以会发生在我身上，完全是“得益”于我开的玩笑。我绝对是个傻子，但当时我的确对坐在我对面的伊芙琳·切尼很感兴趣——原谅我吧，巴黎的春日总是很容易让人犯傻。
几年前，H.M.说服我去撰写《瘟疫庄谋杀案》，我从没想到某天我会重操旧业。实际上这次我是被逼无奈，如果你能耐心看完后面的故事，你就会明白我为何这样说了。我知道类似人物简历这种东西，读来总是十分乏味，但现在却必不可少。我的护照上是这样写的：姓名，肯·伍德·布莱克。年龄，三十八。地址，圣詹姆斯地区，百利路，一栋爱德华时期【注：爱德华时期是指爱德华七世在位时期，即1901至1910年间。】风格的住宅。职业，无甚可说。我不喜欢工作，而且从不掩饰此事，所以我的工作跟“卓越”这种词绝不沾边。我本想从事外交事务，因此曾认真研究过语言问题。1941年我以专员身份，前往英国驻美国华盛顿大使馆工作，一年后，我年限合格，想方设法得到一个任命，参加了希格利夫高地的军队。没人发现我没什么本事，而且这两年里我做得也的确不差。我本来一直希望能得到提升的，结果却在阿拉斯加那里中了枪。等我身体恢复之后，他们把我开除了，说我在现役服务中不合格。
尔后我便回到了伦敦。那天我郁郁寡欢，心情跌至谷底，却碰巧遇见H.M.。我怎么也不会忘记他那天的样子——他从政府府邸僵直走来，帽子紧贴后脑，眼镜从鼻梁上耷拉下来，衣领的毛皮像是被虫蛀过，大衣在身后飞扬。他低着头，行动迟缓，紧握拳头，咒骂政府官员，声音洪亮清晰，引得人们差点儿把他当成“亲德派”给围攻了。虽然他见到我之后的第一反应不怎么友善，不过我却相信他会明白我的处境。我被他拉到了可以俯视泰晤士河岸的家里，就这样莫名其妙进了情报机构。用他的话来说，我毫无资历，但我并不奸诈。
而“不奸诈”正是H.M.所认为的当特工最宝贵的品质。他说，稍微聪明点的人，在危险到来之前就会方寸大乱、走为上策，如果你好好想想的话，就知道这根本就是愚蠢的表现。他给我讲了点入门知识，告诉我肯定会受排挤，还说如果我遭遇险境，他决不出手相助。对此我无甚可言，只能说这完全就是假话。H.M.曾为保护他手下一个最低级别的特工，把整个议会都得罪了，还霸占了外交部的所有资源。他说那是他的伙伴，他会坚定地支持他们。倘若有人看不惯这种行为，那就让他们去死吧。
我从一名反间谍工作人员变成了特工，也算是“外交工作”吧，这工作一直持续到战争结束。在此，我不能把我的冒险经历和你逐一分享，也不能详尽描述在这过程中我所遇到的各色朋友。但现在我坐在莱莫尼王宫餐馆的栅栏旁边，抿着杜邦内葡萄酒，却禁不住回忆蔓延。再过两天，就是乔治国王登基二十五周年的纪念典礼了。
确切地说，今天是五月四号，周六，明天我就要飞回伦敦，去参加周年庆典。巴黎的慵懒气息让我也陷入了一种懒洋洋的状态。这里天色颇佳，绿意盎然，繁花盛开，叶子在高大路灯的映衬下尽显洁净美好。温暖的阳光洒落下来，街道两旁的咖啡厅被围在墨绿色的栅栏里，空气中弥漫着人们闲谈的话语，夹杂着出租车平缓的鸣笛声。
刚过晚上八点，正是考虑晚饭吃什么的时候，窗外下起夏日常见的倾盆大雨。遮雨的凉棚在我头上哗哗作响，凉风卷着飞旋的尘土吹拂报纸，使报纸随风响应，像侍者的围裙一样舞动起来。这两周除了看看头条，我几乎没怎么看过报纸。突然一阵疾风，把其中一张吹到我的身边，我顺势踩住。上面头条有什么“周年庆典准备工作有序进行”，还有“印度陷入危机”之类，然而最吸引眼球的却是对两个人的报道——一个叫弗莱明德，一个叫盖斯奎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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