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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出租车司机使用了“趁他们年轻的时候就杀死他们”这个说法，费玛想起了托洛茨基的神秘命案。就寝之前，他到厨房倒一杯水，顺便朝洗涤槽下面的垃圾桶凝视了一会儿，想看看里面还有没有别的什么尸体。接着，他注意到新买的韩国水壶在那里闪烁着铝光，于是决定要沏点儿茶。在水还在那里沸腾的当儿，他吞咽了两三片厚厚的果酱黑面包。马上又不得不吞了一片胃灼热药片。他站在打开的冰箱前面，沉思着安妮特的不幸。他觉得自己能够分担她所遭受的残酷和不公，他能够分担她所经历的屈辱和绝望。但与此同时，他又毫不矛盾地觉得自己可以理解她那个做大夫的丈夫，那个可靠、勤奋的男人，他都憋了数十年了，只是偶尔才从门牙的牙缝里吹吹口哨，在没有生命的物体上轻轻地击打击打，直至他感到了开始衰老的恐惧，意识到了这是停止亦步亦趋地跟随无聊的老婆、开始过上自我生活的最后机会。此时此刻，在意大利的某家饭店，他正睡在他那年轻女友的臂弯里，他的膝盖夹在她的两个膝盖中间，一个恢复了青春活力的男人。但是要不了多久，他肯定就会发现，她也会在衬裤里贴上卫生巾，她也会使用一种芳香的除臭剂来抑制她身上汗腺的异味和其他分泌物的异味，她也会站在镜子前面往身上涂抹各种滑腻的油膏，甚至也可能在头发上卷满了发卷的情况下就睡到他的身边，就跟他自己的老婆一样。还将她的内衣晾在淋浴间布帘的横档上，让水滴到他的脑袋上。就在他性欲开始勃发的当儿，她却偏偏假装偏头痛发作，摆出一副令人生厌的矫揉造作的样子。
“Mannerheim[1]！”费玛突然兴奋地喊叫起来：耶里女友的矫揉造作的样子[2]让他想起了那位芬兰将军的名字，正是这个名字难住了塔马，使她到现在还没能做完她的纵横字谜。他决定给塔马打个电话，尽管此刻已差不多是凌晨两点了。要不要给安妮特打个电话呢?再三考虑之后，他端起他那杯这会儿已经凉透了的茶水，在书桌旁坐下来，半小时不到就为报纸的周末副刊写就了一篇短文，谈的是占领地日益恶化的局势和人们逐渐滋长的麻木这两者之间的紧密关系，所说的麻木比如表现在心脏病患者的治疗方面，因为无谓地在那里一次接一次地排队等候手术，或者因为双方不能就连续二十四小时值班这个问题达成协议，有许多心脏病患者实际上已被判处了死刑。又如，我们对失业者、新移民和弃妇们所遭受的痛苦漠不关心。再如，我们给那些无家可归的老人、精神失常的人和遭逢艰难时世的孤独的人带来了种种羞辱。但首先，我们的兽性表现在我们每天所看到的粗暴上面，这种粗暴在官僚政治生活中、在大街上、在排队等候公共汽车的人群中，甚至很可能也在我们卧室的私生活中，我们每天都能看到。在贝埃尔雅各布，一个身患癌症的丈夫竟杀死了自己的妻子和孩子，因为他不能接受妻子皈依上帝。在霍德哈夏伦[3]，有四个少年，都是出自有教养的家庭，他们把一个精神有残疾的跛女人关在地窖里持续轮奸达三天三夜。在阿富拉，一位恼羞成怒的父亲在当地的一所学校横冲直撞，致使六名教师受伤，校长神志昏迷，只因为他女儿在高级英语考试中没有及格。在霍隆，警察抓获了一个流氓团伙，他们一直对数十位领取养老金的老人实施恫吓手段，把他们所有的退休金掠夺得精光。所有这些都只是昨天报纸上的内容。在文章末尾，费玛做出了尖锐的预言：麻木、暴力和残忍来回流淌，从国土到占领地，又从占领地到国土，积聚着灾难性的动量，以几何级数成倍加强，给绿线两边制造灾难。没有办法摆脱这种恶性循环，除非我们按照米哈·约瑟夫·别尔季切夫斯基[4]在一百零一年前奠定的方针，毅然决然地、全面彻底地解决冲突。别尔季切夫斯基的话简洁明了：“先犹太人，后犹太教；先在世的活人，后先祖的遗产。”不用再做任何补充了。几年前，他在约珥父亲家里发现了一本过期刊物，刊物上有一篇题为《摧毁和建设》的随笔，这句引文就是他当时在这篇随笔中发现的。他将引文抄了下来，贴在收音机的正面。他很高兴这句话终于发挥了用场。转念一想，他删掉了“冲突”和“恶性循环”。接着，他又恼火地删掉了“几何级数”和“灾难性的动量”，但到底该用什么词来替代呢，他一时还拿不定主意。他决定把这个问题留到第二天解决。尽管他喝了茶，服了胃灼热药片，但还是摆脱不了恶心的感觉。他真应该听从迪米的要求，找一把特别亮的手电筒，走进黑夜之中，寻找那只受伤的狗，设法挽救它的生命。如果还有可能的话。
两点半，他脱掉衣服，冲了个淋浴，因为他感到恶心。倾泻下来的水流并没有让他打起精神来。香皂似乎黏糊糊的，甚至水也是黏糊糊的。他气鼓鼓地站在镜子前面，浑身上下一丝不挂，在那里冷得瑟瑟发抖，看到自己苍白病态的皮肤、皮肤上黑乎乎的软毛和腰际那一圈肥肉他不禁往后退缩了一下。他开始不自觉地挤捏胸口上那些红色的脓包，直到最后，他让两只松松垮垮的乳房喷出了几滴白色的液体。还在少年时代，他脸颊上和额头上就出现了这样的脓包。巴鲁赫禁止他挤捏这些脓包。有一次，他对费玛说：“只要有了女朋友，这些脓包一夜之间就消失了。如果到了十七岁生日你还没有找到女朋友，而且，亲爱的，我也有理由认为你自己是找不到了，我自然要为你安排一个的。”他想起他十七岁生日前的那个夜晚，嘴唇上铺满了一种懊悔、无力的苦笑：他彻夜难眠，在那里期望父亲忘记了自己的许诺，又在那里祈祷他不要忘记了自己的许诺。不出所料，老人只不过和他开了一个小小的玩笑。而你当时却像平常一样，没有理解对方真正的用意。
可现在呢，亲爱的总理?第二个青春期即将开始了吗?或许第一个青春期还没有结束?就在同一天，你有两个女人投怀送抱，你却把两个女人都丢了，让她们尴尬，或者更为恶劣的是，你给她们带来了羞辱。很显然，如果让你父亲能最终记起自己的许诺，那你还得继续等待下去。看看他们都对你干了些什么，笨蛋。在梦中，他母亲对他说道。此刻，他赤身裸体地站在盥洗室的镜子前，浑身战抖，气鼓鼓地给了她一个迟到的回答：够了。不要管我。
这样说着，他想起几小时之前约珥打开卧室的电灯，发现他竟然和衣躺在他们的床上，盖着他们的毯子，手里还紧紧地攥着她的睡衣，当时，约珥的脸因为震惊和厌恶都扭曲了！她提高嗓门，恼羞成怒地喊了起来：快，特迪，你来看看吧。就好像有只虫子，和格雷高尔·萨姆沙差不多，竟爬到了她的床上。他恍恍惚惚地醒过来，伸了伸懒腰，然后从床上坐起来，浑身上下睡得皱巴巴的，一边绝望地在那里试图向他们解释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他那时的样子看上去如果不是精神错乱，也一定是愚蠢到家了。似乎要是他能够解释清楚的话，他们俩就会可怜他，让他蜷缩身体接着睡下去。结果，他越解释越糊涂，开始的时候还声称迪米感到不太舒服，说着说着就削弱了自己的防线，改变了自己的辩词，做出了一个与起先完全相反的情况汇报：迪米的身体很好，可他本人觉得不舒服。
托拜厄斯一如既往地保持自制。他冷若冰霜地说了一句话：
“这一次，费玛，我觉得你做得是有点儿过头了。”
约珥把迪米抱上床的当儿，特德打电话叫来出租车，他甚至还帮费玛将胳膊伸进那只难以对付的衣袖里，将他的那顶破帽子放到他手里，陪他一道下楼，还把费玛家的地址告诉了出租车司机，好像是要万无一失地确保他不再改变主意、又回头来敲他们家的大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