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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笔记本上记完之后，他就在那里打盹儿，一直打到七点。睡衣裤皱巴巴的，头发乱蓬蓬的，身上在夜间发出的汗臭味让他讨厌，于是他强迫自己下了床。在镜子前做早操这次就免了。他开始刮胡子，不过没有刮破脸。他喝了两杯咖啡。一想到果酱面包或者酸奶他就感到胃灼热。他模模糊糊地记得，今天早上他必须处理一件耽搁不得的事情，可他怎么也想不起来到底是什么事情，也想不起来为什么那么急迫。于是，他决定到楼下的信箱看看，把昨天晚上在信箱里看到的信件取出来，也要把那份报纸拿出来，但这件事所花费的时间不得超过一刻钟。然后，他将立即在书桌旁坐下来，毫不动摇地把昨天晚上没有完成的文章写完。
他打开收音机，发现新闻差不多播送完了。预计，今天白天有时晴天。沿海平原一带有零星小雨。但在北部山谷仍有严重霜冻的危险。驾驶员应被提醒注意的是，路面潮湿，要防止打滑的危险，他们被请求注意减速慢行，尽量避免急刹车或者急转弯。
他们都怎么啦?费玛咕哝着。他们为什么就不能少管闲事呢?他们把我当成什么人了?司机?北部山谷的农夫?沿海平原游泳的人?在有人应当承担责任、应当说“我请求，我提醒”时，我们为什么要被请求、被提醒呢?全疯了：这个国家的一切都在分崩离析，但他们却在为霜冻的危险担忧。事实上，只有急刹车加上急转弯或许才能拯救我们脱离灾难。甚至连这样做都非常让人怀疑。
费玛关掉收音机，接着就给安妮特·塔德莫打电话：他还没有为自己的行为向她道歉呢。至少，他应该对她的安康表现出一些兴趣。说不定她丈夫已经听够了意大利小歌剧，在深更半夜忐忑不安地回来了，拖着两三只行李箱，一边跪到地上，亲吻着她的双脚。她会不会把他俩发生的事情向他坦白了呢?那个做丈夫的有可能拿一把子弹上膛的手枪出现在我眼前吗?不知是习惯使然，还是由于早晨他脑子糊涂，费玛误拨了茨维·克鲁泡特金家的号码。茨维格格直笑，他说，事实上，他这会儿正在刮胡子，刚刮了一半，但他刚才还在心里问自己，费玛今天早上这是怎么啦?他把我们都忘啦?费玛没有听出茨维的话中暗藏着讥讽。
“你是什么意思，茨维卡?我自然是没有忘记你。我绝对不会。我只不过想着要改变一下，我不应该一大早就给你打电话。你知道，我在一点一点地进步。我或许还是有点希望的。”
克鲁泡特金保证五分钟之后就给他打过去，一刮完胡子就打过去。
半小时之后，费玛把自尊吞到肚子里，又给茨维拨了过去：
“喂，是谁忘了谁呀?你能否给我两三分钟时间?”还没等对方回答，他又接着说，他昨天晚上写了一篇文章，但到了今天早上他就连自己还要不要坚持昨天晚上的观点都没有了把握，他想听听他的意见。问题是这样的：两天前的《国土报》上刊登了一篇报道，是有关君特·格拉斯[1]在柏林给学生演讲的报道。那是一次鼓舞人心的、很有分量的演讲。格拉斯首先谴责纳粹统治时期，接着就谴责我们这个时代的种种暴行和希特勒的种种罪行之间的相似之处，包括我们经常听到的把以色列和南非放在一起所做的比较。到目前为止，一切都好。
“费玛，”茨维说，“这篇报道我读过。我们前天还在一起讨论过呢。快切入正题吧。把你的问题解释给我听听。”
“我马上就要讲到这个了。”费玛说，“但首先，你给我解释一件事情，茨维卡。为什么这个格拉斯坚持把纳粹分子称作‘他们’?可是这些年来，你也好，我也好，只要写到军事占领、价值沦丧、占领地上的反抗，甚至是黎巴嫩战争，我们总是无一例外地使用‘我们’这样的代词。格拉斯实际上还在纳粹国防军当过兵！和另外一个人一样，这个人就是海因里希·伯尔[2]。他每天早晨和其他人一样，都得行纳粹军礼，高喊‘哈依，希特勒！’然而现在，他却称他们为‘他们’。而我，作为一个从没有涉足黎巴嫩的人，一个从没有在占领地服过兵役、双手自然绝对比君特·格拉斯洁净的人，却常常说的是‘我们’、写的是‘我们’。‘我们的罪过’。甚至还有‘我们白流了的鲜血’。这个‘我们’是什么?是从独立战争[3]遗留下来的东西吗?我们时刻准备着，我们在这里，我们是帕尔马赫。[4]这个‘我们’到底是谁呢?我和莱文杰拉比[5]吗?你和卡亨拉比[6]吗?究竟指的是什么呢?你想过这个问题没有，教授?也许你、我和我们所有的人都应该仿效格拉斯和伯尔的时候到了。也许，从现在起，我们都应该无一例外地、自觉自愿地、铿锵有力地说：‘他们’。你是怎么想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