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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花园里，走在那条铺着石子绕过小公寓楼直达诊所的小路，费玛突然停下来，在那里站了一会儿，因为从二楼，透过紧闭的窗户，透过风声和飒飒作响的松树，传来了大提琴的声音。是那几个老妇当中的一个，要么就是一个学生，正在那里一遍又一遍地练习着同一个音阶。
费玛试着识别那个音符，可就是听不出来。他站在那里，愣愣地听着，就像是一个不知道自己打哪里来、也不知道自己得到哪里去的人。如果这时他能改变自己惯常的形态，变成空气、石头或者一只鹤就好了。他身体里也有一把大提琴在演奏着，以它自己的语言在应和头顶上的那把大提琴，这种语言是一种渴望和自嘲的声音。他在脑海里能够清晰地勾勒出三个演奏音乐的老妇的生活：她们一连几小时地乘出租车，在冬雨扫荡的马路上咔嚓咔嚓地行进着，为的是到上加利利尽头的某个遥远的基布兹去开独奏会，要么就是参加老兵联欢会的开幕式。在冬天无事可做的夜晚，她们都干些什么呢?洗了碗碟、收拾好厨房之后，她们三个很可能就聚集在她们共同的客厅里。在费玛的想象中，这是一个极度清教徒式的房间，里面有用罗马字母表示时间的摆钟、餐具柜、沉重的粗腿圆形饭桌和黑色的直背椅子。在房间一角的地毯上蹲着一只用灰羊毛做的卷毛狗。在那架合上盖子的大钢琴上面，在饭桌上面，在五斗橱上面，到处都铺着蕾丝护垫，就像他父亲在雷哈夫亚的公寓一样，那里所有能放东西的表面都铺上了这种蕾丝护垫。这里还有一个沉重的老式无线电收音机，一只细长的花瓶里插着一些蓝色的干花。所有的窗帘都拉了起来，所有的百叶窗也都是紧闭着的，取暖器里散发出一束蓝色的火焰，当煤油从油槽缓缓流入油绳的时候，蓝色的火焰就时不时地在那里发出无力的噗噗声。其中一个老妇正在用轻柔的声音给大家念一本旧的德国小说，也可能是她们轮流着念。比如说《绿蒂在魏玛》。整夜里都没有一点儿声响，只有朗读的声音、钟摆的滴答声和烧煤油的噗噗声。十一点整，她们都站起身，各自回到各自的卧室里。三扇门就那么一直紧闭到第二天早晨。而在客厅里，在一片寂静和黑暗中，摆钟一刻不停地在滴答作响，每逢整点还发出柔和的报时的声音。
在诊所的入口，费玛看到那块高雅得体的牌子上写着：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像往常一样，他对这种希伯来语不能容忍的搭配感到特别恼火。
“是不能容忍。可不能容忍又怎么样呢?”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的独生女诺拉，就是那个曾经嫁给加德·埃坦、十年前又和一个出访的拉美诗人私奔了的女人，她有没有遭受乡思的煎熬呢?良心的煎熬?羞辱感和犯罪感的煎熬?在这里，从来就没人提及她的名字。也从没人说起她，哪怕是间接地说起过也好。好像她压根儿就不存在。只是塔马偶尔对费玛嘀咕几句，说是来了一封信，但被他退给了寄信人，要么就是来了个电话，但他一句话不说就给挂上了。塔马总想说服费玛，让他相信加德其实人不坏，只是受了惊吓和伤害而已。不过，她偶尔也持截然相反的观点：只要是女人，都会离开这样一个毒如蛇蝎的家伙的。
费玛穿上他那件白色的短外衣，在接待处的桌子旁坐下来，翻看着预约登记簿。就好像他正在那里下意识地猜测还有哪个病人将会突然出现在他的生活中，成为他的第二个安妮特·塔德莫。
塔马说：
“里面有两个病人。深沉男低音歌手大夫的病人长得有点儿像玛格丽特·撒切尔；埃坦的那位看上去像一个女学生，很漂亮。”
费玛说：
“昨天午夜时分我差点儿就给你打电话了。我找到你那个芬兰将军的答案了，就是那个首尾字母都是M的将军。是Mannerheim（曼纳林）。他其实叫von Mannerheim（冯·曼纳林）。是个德国名字。他就是在1938年抵挡斯大林入侵因而震惊全世界的人。他率领弱小的芬兰军队抵御了强大的苏联军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