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沿着一条用耶路撒冷石头铺成的小径，穿过大楼后面的花园，就到了施缪尔村的私人诊所。因为已是冬天，小径上覆盖着浸透了雨水的滑溜溜的松针。费玛完全陷入了沉思：刚才，他瞥见一只冻僵了的小鸟立在一节矮树枝上，小鸟这时能不能听见由西向东正在隆隆轰鸣的雷声呢?小鸟的头和嘴都深深地埋在翅膀的羽毛下面。猛然间，他对自己产生了怀疑，于是转过身，看看那到底是不是一只小鸟，或者只是一颗湿漉漉的松果而已。就这样，他打了个趔趄，跪在了地上。他干脆就这样蹲伏在地上，倒不是因为他痛得站不起来，而是因为对自己的尴尬进行自我嘲弄有一种喜悦。他轻柔地说道：干得不错，伙计！
不知怎么的，他觉得这一跤摔得活该：他来这儿的路上，在希尔顿饭店外面体验到一个小奇迹，所以摔跤是顺理成章的事。
最后，他爬了起来，心不在焉地站在雨中，看上去像个茫然不知从何而来又不知去向何方的人。他抬头向楼上看去，只看到紧闭的百叶窗，或者打开的却挂着窗帘的窗户。几乎每个阳台上都放着一盆天竺葵。雨水使天竺葵散发出肉感的光亮，让费玛想起一个荡妇那两片涂着口红的嘴唇。
诊所入口有一块用黑色玻璃制作的雅致的牌子，上面用银字写着：
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埃坦大夫妇科专家门诊。费玛第一千次问自己：为什么就没有治疗男性疾病的专家呢?他对眼前这个希伯来短语也很反感，这个短语包含着一种希伯来语所不能容忍的结构。继而他又发现自己荒唐可笑，竟使用这样一种荒唐可笑的表达方式。他对正午那条新闻的反应是那般恼怒，不是因为杰伯里耶难民营死了一个阿拉伯男孩，而是因为新闻中所用的那个短语“被橡皮子弹击中身亡”，想到这里，他感到羞愧而又茫然。
好像子弹才是杀人凶手似的。
他自己是不是疯了?
他召集内阁再次开会，地点仍在那间破败的教室里。在教室门口，他布置了一个高大魁梧的哨兵。哨兵身穿咔叽短裤，头戴阿拉伯头巾和手工编织的帽子。有的部长坐在他脚边的光地板上，有的倚靠在贴满教学图表的墙上。费玛字斟句酌、简明扼要地阐述了在六七年战争[1]中所征服的土地和我们自身身份之间做出选择的必要性。接着，部长们还在群情激昂、人声鼎沸时，他让大家投票表决。他的意见赢了。他立即向部长们宣布了自己的周密部署。
在我们赢得“六日战争”之前，他思忖着，国家的状况并不像现在这样具有危险性和毁灭性。说危险性或许不完全对，是不像现在这样让人泄气和沮丧。对我们来说，直视灭绝的危险真的要比面对国际舆论的谴责容易吗?灭绝的危险能给我们带来民族自豪感和团结意识，然而现在，由于面对谴责，我们的意志正在渐渐地崩溃。但这不是做选择的正确方式。事实上，谴责只能让俄罗斯裔和原本来自西方世界的那些世俗知识分子意志崩溃，普通百姓也绝不会怀念大卫智胜歌利亚[2]的民族自豪。不管怎样，“普通百姓”这个表达是空洞的陈词滥调。同时，因为你滑倒了，你的裤子沾满了污泥，你用双手擦拭裤管上的污泥，两只手也弄得脏兮兮的，暴雨仍然哗哗地浇在你的头顶上。已经一点五分了。无论怎么赶，你也不可能准时上班了。
诊所由两幢公寓的一楼连接而成。窗户上都装有精致的格栅，透过窗户便能看见一个标准的后花园。花园里潮湿又荒凉，茂密的松树投下一片浓阴，松树的根基周围钻出了一些灰色的卵石。微风轻轻一吹，树梢便沙沙作响。此刻，刮起了一阵大风，费玛的脑海里飞快地闪现出一个在波兰或某个波罗的海国家的遥远的村庄，风暴在那里呼啸着穿过周围的森林，抽打着冰雪覆盖的田野，肆虐着茅草屋的屋顶，把教堂的钟吹得叮当作响。不远处，狼群在嗥叫着。费玛脑海中当即构思了一个小故事，故事就发生在这个村庄，讲的是纳粹、犹太人和敌后游击队员。今天晚上，他可以把这个故事讲给迪米听，跟他换一只用果酱罐装着的瓢虫，或者用橙子皮刻成的宇宙飞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