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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斯摩棱斯金街的拐角，就在沙米尔总理的官邸附近，费玛发现有个小姑娘正坐在垃圾桶旁边的一摞毯子上面。她正在进行绝食吗?她是晕过去了吗?她是被人杀死了吗?是一个来自伯利恒的伤痛欲绝的母亲将被我们杀死的她女儿的遗体放在这里了?他吃了一惊，弯腰去看那个娃娃，原来只不过是一个湿漉漉的装满了花园剪枝的大袋子。费玛在大袋子旁边停留了好一会儿。他突然产生了一个主意：他就躺在这里绝食抗议。因为这样做似乎引人注目，地点又恰到好处。他抬起头，发现楼上最后一个房间在紧闭的窗帘后面透出一抹黄色的灯光。他想象着伊扎克·沙米尔正在房间里来回踱步，从窗户走到门口，从门口又走到窗户，双手背在身后，为一封电报在那里愁眉不展，电报就放在他前面的窗台上，但他不知道如何答复，说不定由于上了年纪他还寒肩和寒背。毕竟，他已不是年轻人了。他也参加过数年地下革命。比较好的做法说不定还是暂时抛却怨恨，走进他的房间，给他鼓舞，消除他的孤独，通宵达旦地和他交谈，推心置腹地交谈，不要心胸狭窄地争执不休，不要相互说教，不要相互谴责，而要像一个好朋友对另一个好朋友那样，缓缓地开启对方的眼睛，因为他被坏人拖下了水，参与了一项卑鄙的交易，表面上看来已经没有办法逃脱了，但事实上还有一个理智的、直接的也是可行的解决办法，只要交谈上几个小时，冷静地、抚慰地交谈上几个小时，那么，哪怕是最固执的脑袋也会接受这个解决办法的。假如这个陷入困境中的朋友不是缄口不言，不在谎言和修辞的壁垒后面寻求庇护，而是主动敞开心扉，谦卑地聆听你的讲话，仔细地考虑那些不是因为孤傲，而是因为偏见、僵化的思维习惯和根深蒂固的恐惧而被他排除在外的各种可能性。妥协究竟有什么过错呢，沙米尔先生?各方虽然都只得到了自己认为应该得到的一部分，但噩梦却从此结束了。伤口也开始愈合。另外，你自己获得了目前的职位，当初不也是一种由于妥协而产生的候选人吗?毋庸置疑，你肯定也时不时地和你的同僚达成妥协?或者是和你的妻子?你就没有过吗?
就这样，干吗不去敲门呢?他肯定会被请进屋里，有人递上一杯热茶；他会脱下外套，向他一了百了地解释理性在规定什么、历史正指向何方。要么正好相反，他会劝说总理穿上自己的外套，和他一起趁着夜色到外面散步，穿过一条又一条空无一人的、被冷雨横扫的、时不时就有一盏裹在雾气和昏暗中的湿漉漉的街灯的街道，长时间地交谈，推心置腹地探讨。耶路撒冷，一个严厉、肃穆的城市，在一个冬日的晚上。但什么都没有丢，沙米尔先生。还有翻开新篇章的希望。血迹斑斑的序言已经横跨了一百年，现在我们就达成妥协，进入正题吧。让犹太人作为一个国家来生活吧，让他们在自己的土地上找到安宁吧，让他们最终展现他们一直被深埋在恐惧、怨恨、屠杀、残害和灭绝下面的天生的创造力和更新力吧。我们要不要试一下，先生?谨慎地试一下?一小步一小步地、深思熟虑地试一下?
在住宅前面岗亭里坐着的警卫将脑袋探出来，问道：
“嘿，说你呢，你在寻找什么东西吗?”
费玛答道：
“是的。我在寻找明天。”
警卫有礼貌地建议说：
“噢，那么还是请你走开，到别的地方去寻找吧，先生。请你挪动脚步。你不能待在这儿。”
费玛决定采纳他的建议。挪动脚步。一直走。不要放弃。只要有力量将一个词语和另一个词语串联在一起，能够将一种想法和另一种想法区分开来，他就要一直坚持下去。问题是，他能向哪儿挪动脚步呢?他这会儿应该在做些什么呢?他连开始都还没有开始这个说法难道正确吗?但开始做什么呢?从哪里开始呢?怎样开始呢?就在这时，他听到一个镇定、理性、平淡的声音在他附近的什么地方喊他的名字：“费玛，你在哪里?”
他停下脚步，立刻热切地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