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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玛喜爱“我们夜里见”这句话,好像这句话里有一个秘密的许诺。过了一会儿,他对自己竟如此得意而哈哈大笑起来,接着就开始整理床脚旁边的那一摞报纸和积满灰尘的杂志。他的目光落在耶霍沙夫特·哈尔卡比[4]以前所写的一篇文章上,于是便读起来,一边思考着犹太起义[5]的失败。他认为,作者用我们当今时代来做类比可谓新颖独到,如果说在某些方面还过于简单化的话。
上班途中,他看到车上有一个妇女,是从某个阿拉伯国家来的移民,正坐在后排的一个座位上哭泣,边上有一个小姑娘,很可能就是她女儿,七八岁的样子,在那里安慰她。她一遍又一遍地重复着一句话:“他那样做不是带有什么目的的。”就在这当儿,“目的”这个词,好的目的,坏的目的,不带有什么目的,似乎突然间就包含了生存的一个秘密:爱情,死亡,孤独,欲望,嫉妒,光的奇迹,森林,山脉,平原,水——这些事物里有目的还是没有目的呢?你和蜥蜴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葡萄叶和你手掌之间在根本上的相似,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你的生命正在烧毁的水壶、死去的蟑螂和犹太起义的教训中一天天地滴漏,这里面有目的呢,还是没有目的呢?“滴漏”这个词,他多年前在帕斯卡的《思想录》中偶然读到过,给费玛的印象是极其妥帖,就好像帕斯卡是作了一番精心选择,在定夺之前深入研究了他费玛的生活,如同他自己也研究那个连生身父母都还没有出生的约泽尔的生活一样。坐在零星服饰用品商店前面一个柳条凳上正在打盹儿的那个干瘪的塞法尔迪[6],他对帕斯卡的赌可能有什么想法呢?根据作者的观点,在这种赌中,赌者不可能输。只有赢家的赌能名副其实地称为赌吗?顺便问一句,这位大人是否愿意解释一下广岛或者奥斯威辛呢?要么解释一下那个阿拉伯小孩的死亡?要么解释一下以撒燔祭[7]和以实玛利燔祭[8]?要么解释一下托洛茨基的命运?我是自有永有的?我立大地根基的时候,你在哪里呢?这位大人缄默不语了。这位大人不说话。这位大人在打盹儿。这位大人在微笑。这位大人在窃喜。阿门。这样想着的时候,费玛坐过了站,他不得不在下一站下车了。尽管如此,他仍然没有忘记向司机表示感谢,同司机告别。就像他一直做的那样。
到了诊所,他发现只有塔马·格林威治一个人。两位大夫到税务所解决什么问题去了,不到四点左右不会回来。“昨天,也就是你没来上班的一天,”塔马说,“真是把人忙得焦头烂额。可今天整个儿就清静了下来。除了接电话之外,无事可做。我们都可以来一场狂欢了。只不过你的衬衫纽扣扣错了。你缺了一颗纽扣。告诉我,费玛,东欧有一条河,由三个字母组成,开头的字母是B,你能想得到是哪条河流吗?”
她坐在服务台旁边他坐的那把椅子上,正埋头钻研一本纵横字谜杂志。她有一副像老军事长那样宽阔坚实的肩膀,身材矮胖,一张脸显得善良又率真,丝绸般的秀发柔软而有光泽。她裸露在外的每块皮肤都布满了雀斑。被衣服遮盖的其他部位大概也同样布满了雀斑。由于非同寻常的染色原因,她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眼睛是棕色的,但这并没有让他感到一种建立在她的痛苦之上的开心,相反,他感到疑惑,甚至感到有某种恐惧。他自己也有可能一生下来就长着一只父亲的耳朵和一只母亲的耳朵。他有可能从进化的深渊里被遗传上了蜥蜴的尾巴或者蟑螂的触角。卡夫卡有部小说,小说的主人公名叫格雷高尔·萨姆沙,他有天早晨醒来时突然发现自己变成了一只大甲虫[9],这个故事在费玛看来似乎既不是寓言,也不是讽喻,而是有可能成为现实。塔马不了解这个故事,但她模模糊糊地记得卡夫卡是一个贫苦的南斯拉夫人,在反抗官僚的战斗中被杀害了。费玛实在无法控制自己了,于是就把卡夫卡的方方面面和各种各样的风流韵事都给她说了一遍。当他确信自己已经吊起了她的胃口时,便趁势把《变形记》的故事梗概也对她叙述了一番。他告诉她,这部小说的希伯来文译本的书名翻译得不准确,但他没能解释清楚错在什么地方、正确的译法应该是什么。
塔马紧盯着她的纵横字谜,头也不抬地说:
“可他到底想说什么呢?他是想说那个做父亲的在某种程度上是个杀人犯?或许他是想开玩笑,可我一点儿也不觉得好笑。我本人就处在与这个故事一模一样的环境里。还没有哪一天他不开我的玩笑。他从不放弃任何一个可以羞辱我的机会。事实上,昨天,你没有来这儿上班,他却压根儿没有侮辱我。他还算是把我当人来对待。他甚至还送了我一粒润喉糖。你能想得出一种由七个字母组成、结尾字母是L的鸟吗?”
费玛悄悄地给自己找到的一只橙子削皮:他很小心,没有割破手指,只不过把那只橙子弄得不堪入目。他递了几瓣给塔马,回答说:
“也许他昨天感觉不舒服,或者还有其他什么原因。”
“你难道也得拿这个开玩笑吗?你难道看不出这让人有多么痛苦吗?你为什么不就这事和他谈谈呢?你就不能问问他为什么总对我那么残酷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