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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摩司·奥兹应该说是时至目前中国学术界、创作界和新闻界最为熟悉的以色列希伯来语作家。
《地下室里的黑豹》是一篇记忆小说，其希伯来文版首发于1995年。它以作家的童年经历为基础，又融进了丰富的文学想象。用作家本人的话说，故事本身来自黑暗，稍作徘徊，又归于黑暗。在记忆中融进了痛苦、欢笑、悔恨和惊奇。
小说的背景设置于1947年夏天英国托管巴勒斯坦的最后阶段。那是巴勒斯坦历史上非同寻常的时期，因为数月后，即1947年的11月29日，联合国大会将在纽约成功宣布巴勒斯坦分治协议，允许第二年在巴勒斯坦建立两个国家，一个阿拉伯国家，一个犹太国家，英国人很快就会结束在巴勒斯坦的委任统治，离开那片土地，以色列国将会建立，以色列与阿拉伯世界从此陷于无休止的冲突之中。在历史巨变的前夜，英国士兵、犹太人的地下组织、阿拉伯民族主义者纷纷行动：枪击、爆炸、宵禁、搜查、逮捕、迫在眉睫的战争与种种可怕的谣传不但给人们的日常生活平添了许多不安定因素，也留下了许多令人匪夷所思的谜团。曾在《我的米海尔》、《恶意之山》（中译本名为《鬼使山庄》）和《爱与黑暗的故事》等作品中对这一历史进程做过不同程度触及与把握的奥兹，再次以这个特殊而复杂的历史时期为背景，借助奇巧的构思、睿智的分析、优美的行文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触及诸多发人深省的问题。
小说主人公首先以成年人的口吻交代“在我一生中，有许多次被人叫做叛徒”，给读者留下了悬念，随之回忆起自己在十二岁那年因为与当时犹太人的敌对方英国人交往，第一次被称作叛徒的情形。总体看来，小说的主要情节是在家、东宫和特里阿扎丛林三个主要场景中展开的。
大家知道，奥兹素以破解家庭生活之谜见长。他在《地下室里的黑豹》中，再次运用爸爸、妈妈、孩子三个人物构成了家这个场景中的核心：爸爸、妈妈来自乌克兰，他们的亲人全死于希特勒之手，这一点显然与奥兹本人的经历有别。爸爸是学者，在爸爸的性格中，理性占了上风，“他讲原则，为人热情，对正义忠贞不渝”，具有强烈的仇欧情绪；而妈妈则喜欢追忆过去，故乡乌克兰的河湾、河面上星星点点的鸭群、缓缓漂流的蓝色百叶窗、河流和草地、森林和田野、茅草屋顶和薄雾中的悠扬钟声令她魂牵梦萦。熟悉奥兹的读者往往会觉得这一切似曾相识，但此次，作家的关注视点有所转移。我们在《爱与黑暗的故事》、《我的米海尔》和其他作品中看到的家庭悲剧和夫妻情感均被置放到了边缘地位，孩子则成了家中的中心人物，也成了整部作品的主人公。他在家中见证的不再是父母那痛苦而缺少生气的日常生活，而是他们颇有几分让人憧憬，甚至惊心动魄的地下活动（爸爸为地下组织编写标语，收藏违禁品，妈妈悄悄救助伤员），亲临了英国士兵前来搜查时的紧张局面。几乎所有的情节设置，都与孩子的所谓“背叛”行为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
这个孩子年仅十二岁，他因酷爱词语而赢得“普罗菲”1绰号，说话的方式与众不同，并喜欢写诗拿给女孩子看。由于在家中受参加地下抗英活动的父母的影响，在学校和其他场合听成人进行民族主义宣传“我们生活在一个生死攸关的时期”、“希伯来民族要经受住考验”，他立志为民族的事业而战。他提议创办了“霍姆”2秘密组织，加盟这个组织的还有他的两个小伙伴本·胡尔和奇塔。他们想用旧冰箱里拆下的马达等材料制造火箭，打到英国的白金汉宫，把英国人赶出他们心目中的犹太人领土。他们还喜欢看好莱坞影片，模仿里面的英雄人物。普罗菲本人更是为影片中的英雄着迷，经常把自己比做“地下室里的黑豹”，意思是等待时机猛扑出去，为自己所谓的信念而献身。
但是，他的英雄梦屡屡受挫。在一个宵禁的夜晚，他被一个英国警察所救。这个英国人来自坎特伯雷，讲圣经希伯来语，崇拜古老的犹太文化，热爱耶路撒冷。普罗菲深受英国人的吸引，答应与他换课（相互学习英文和希伯来文），甚至天真地想借此机会，向英国警察套取情报，完成他所谓的民族主义理想。但事与愿违，小伙伴把他叫做叛徒，而他自己也无法确定自己与英国人的交往是否属于背叛行径，经常陷于灵魂的挣扎中。
围绕什么是“叛徒”问题的讨论首先是在小主人公的家中进行的。那是在某天早晨，家中墙壁上赫然出现了“普罗菲是卑鄙的叛徒”几个黑体字之后。爸爸认为“叛徒”是“一个没有廉耻的人。一个偷偷地、为了某种值得怀疑的好处、暗地里帮助敌人，做有损自己民族的事或伤害家人和朋友的人。他比杀人犯还要卑鄙”。而妈妈则认为“一个会爱的人不是叛徒”。父母的不同观点成为支撑普罗菲理解叛徒意义的两个支点。他自己也试图通过翻阅百科全书，弄清楚叛徒的诸多字面含义。他甚至对着镜子盘问自己究竟长着一副叛徒的模样，还是地下室里黑豹的模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