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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没在帕尔马赫[4]中打过仗。我在信号团，是卡罗马利纵队的无线电话务员。”
接着，他给我讲他父亲。他父亲是个鳏夫，在霍隆市的水利部门工作。
双胞胎的父亲拉希德·沙哈达是英辖耶路撒冷托管区技术部的一个职员。他是个很有教养的阿拉伯人，在陌生人面前，举止就像个侍者。
米海尔告诉我说，他父亲把收入的一大部分花在供他读书上。米海尔是家里的独子，父亲对他寄予厚望。他不肯承认自己的儿子只是个平庸的年轻人。比如，他常常诚惶诚恐地读米海尔的地质学课作业，总使用“科学杰作”、“十分精确”等词语加以评价。他父亲的最大愿望是想让米海尔成为耶路撒冷的教授，因为他的祖父曾在格罗德诺的希伯来教育学院讲授自然科学，人们对他祖父评价很高。米海尔的父亲想，要是这一链条能够一代代延续下去就好了。
“家庭不是把职业当作火炬的接力赛。”我说。
“但我不能对父亲说这话。”米海尔说，“他是个多愁善感的人，使用希伯来词语时就像人们对待易碎的名贵瓷器那样小心翼翼。现在也跟我说说你自己的家吧。”
我对他说我父亲死于1943年。“他很文静。对人讲话时好像是要抚慰他们，以换取一种他本不该得到的同情。他经销无线电和电器业务，并做简单的修理。父亲死后，妈妈到诺夫哈里姆基布兹同哥哥伊曼纽尔住在一起，晚上她同我哥嫂坐在一起喝茶，试图教他们的儿子学会懂得礼貌，因为孩子的父母属于鄙夷礼貌的一代人。白天，她把自己关在基布兹边上的一间小屋子里，读屠格涅夫和高尔基的俄文原作，用蹩脚的希伯来文给我写信，打毛衣，听收音机。我今早穿的那件你喜欢的毛衣就是母亲为我编织的。”
米海尔笑了。
“要是让你妈妈和我爸爸见见面倒是件好事。我相信他们会找到许多话题。不像我们，汉娜——坐在这里谈论父母。你烦了吗？”他急切地问，问话时他畏缩了一下，好像被他自己的问话伤害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