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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楼传来钢琴、小提琴和大提琴的声音，那是三个老妇人在演奏。她们就住在二楼，以私人身份教授音乐。她们很可能也开独奏会，在纪念集会上、在意第绪文学颁奖仪式上、在社团老年人中心或日间老年人中心的落成典礼上演奏。费玛在诊所已工作了几个年头，但此刻听到她们的演奏，他仍然觉得自己的心被揪扯得生疼，好像他内心深处也有一只大提琴，以无声的思念在应和着楼上的大提琴。好像一楼用不锈钢钳对女人身体的作为和楼上大提琴发出的忧思之间有一条神秘的纽带，这条纽带随着岁月的流逝正越发地变得结实。
看到身材矮胖、头发蓬乱的费玛在难为情地笑着，手掌和膝盖上全是污泥，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又像往常一样，不禁好笑，心中充满了爱怜，同时又止不住要斥责人的强烈冲动。瓦尔哈夫提格大夫是一个温和的人，特别腼腆，容易动感情，因而常常忍不住自己的泪水，尤其是当别人向他道歉、请他原谅的时候。他总是摆出严厉的架势，总是呵斥周边的人，借以吓唬他们，原因或许就在这里。他的呵斥喊出来总是很温和，没有一丝伤害力。
“哈！阁下！冯·尼森少将先生！看得出来，您刚从战壕里出来！我们应当给您戴上一枚勋章！”
“我迟到了一会儿。”费玛害羞地回答，“很抱歉。我在花园小路上摔了一跤。外面湿得很。”
“原来是这样！[3]”瓦尔哈夫提格大夫吼道，“又是一次不可避免的迟到！又是一次不可抗力！”接着，他开始第N次复述一位死者参加自己葬礼迟到的笑话。
他是个敦实的人，有着深沉男低音歌手的身材，面部像酒鬼一样红润、松弛，上面的血管纵横交错，病态地外现出来，你差不多可以根据这些血管的跳动来测量他的脉搏。在任何场合他都可以讲一个笑话，而且总有一个一成不变的开头：“有一个非常出名的故事，说的是……”还有，在就要抖出包袱之前，他自己总是禁不住哈哈大笑起来。费玛早就听说了那个死者没有赶上自己葬礼的原因，尽管他都听腻了，但还是淡淡地笑了一下，因为他喜欢这位心慈的暴君。瓦尔哈夫提格经常用洪钟般的声音发表长篇大论，讲饮食习惯和世界观的联系，讲“社会主义”经济，讲“社会主义”经济如何滋长懒惰和诈骗，因而如何与文明社会格格不入。瓦尔哈夫提格会像一个虔诚的信徒赞美上帝的创造一样，用神秘、伤感的语调说出最后这几个词。
“今天这里真安静。”费玛说。
瓦尔哈夫提格回答说，他们正在等待一位随时到达的著名艺术家，她的管子有些阻塞。这个医学意义上的“管子”让他联想到一个著名的故事，便把这个故事讲给费玛听。
与此同时，加德·埃坦大夫像猫一样，偷偷摸摸地从办公室溜了出来。他身后跟着塔马·格林威治护士。塔马·格林威治看上去像个早期的拓荒者，四十五岁上下，穿一条浅蓝色棉布连衣裙，头发整齐地别在脑壳后面，活像一个小小的羊毛球。由于色素特殊，她的一只眼睛是绿色的，另一只是棕色的。她搀扶着一位面色苍白的病人穿过接待大厅，将其护送到疗养室。
动作轻盈自如、肌肉结实发达的埃坦大夫靠在桌子上，嘴里嚼着口香糖，下巴一上一下悠闲地运动着。费玛向他打招呼时，他下巴一挪，算是向对方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也下巴一挪，算是回答；赶上费玛向他打招呼、瓦尔哈夫提格问他问题时，他或许也只下巴一挪，就算是既向费玛打了招呼，又回答了瓦尔哈夫提格的问题。他那双水汪汪的蓝眼睛盯着墙上莫迪里阿尼[4]画作复制品最上面的一块地方。他挂着一副踌躇满志的表情，长着稀疏、金黄的胡须，在费玛看来，他就像一个尽管不情愿却仍被派驻到外蒙古的傲慢的普鲁士大使。他让瓦尔哈夫提格讲完了另外一个有名的故事。接下来是一片寂静。然后，他像一只懒洋洋的豹子，差不多没有嚅动舌头，轻轻地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