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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有什么不可以的呢?
他还没给他们解释清楚呢。
此刻，赤身裸体地站在那里洗着黏糊糊的淋浴的他决定立即穿好衣服，打电话叫上一辆出租车，风驰电掣般赶回去，把他俩叫醒，诚恳地和他们谈一谈，如果有必要的话就谈到凌晨为止。他有责任提醒他们关注孩子的痛苦。提醒他们关注广泛意义上的痛苦。使他们面对迫在眉睫的危险。尽管我对喷气驱动的汽车尊敬之至，我仍然以为我们的首要责任是在孩子身上。这一回，他是不会让步的，在去他们家的路上他还要让出租车司机擦亮双眼，把所有那些顽固不化的和冷酷无情的人都驳得体无完肤：他将抵制所有的洗脑，最终要迫使每个人都承认灾难就在眼前了。
可是，出租车公司没人接电话，于是他改变了主意，给安妮特·塔德莫拨了过去。电话铃响了两遍他就放弃了。凌晨三点，他上了床，手里捧着没征得特德和约珥同意自己就迷迷糊糊地带回家中的那部关于阿拉斯加历史的英文著作。他随意地翻着，忽然，他的双眼捕捉到一个颇为让人好奇的章节，这一章节讲的是爱斯基摩土著人的性习惯：每年春天他们都要把一个在冬天刚刚成为寡妇的成熟妇女，交给那些正值青春期的男孩子们，作为他们成人式的一部分。
十分钟后，他熄灭电灯，蜷缩起身子，命令阴茎安静下来，命令自己赶快睡觉。可这时，他又一次感觉到有个盲人徘徊在外面空旷的大街上，一边用手杖在那里敲击着人行道和矮墙。费玛从床上爬起来，一边打定主意要穿好衣服到外面看个究竟，看看在无人观看的夜晚的耶路撒冷究竟在发生着什么事情。他凭一种在夜晚所特有的清醒，意识到他必须把耶路撒冷所发生的一切都记录下来。“夜生活”这个陈腐的词汇突然从它的字面意义里走了出来。在费玛的头脑中，“夜生活”与拥挤的小酒店、灯火通明的林荫大道、戏院、广场和卡巴莱[5]割裂开来，被赋予了一种不同的、既辛辣又冰凉的含义，没有一丝一毫的轻浮意味。那个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sitra de-itkasia[6]（隐藏的或掩盖的一面）像黑暗深处一把大提琴上的一个音符穿过了费玛的全身。一阵恐惧的战栗疾速穿过他的全身。
于是，他打开电灯，从床上爬起来，只穿着他那套发黄的长衬衣，在棕色衣橱前面的地板上坐了下来。他不得不用力将卡住的底层抽屉拽出来。他在旧笔记本、小册子、草案、照片、便条和剪报堆里翻找了二十分钟左右，忽然看到一个破旧的硬纸夹，纸夹上印着“内务部：地方政府部门”。
费玛从纸夹里抽出一摞旧信件，每封信都装在原来各自的信封里。他仔细地、一封一封地、有条不紊地看起来，这一回决不能被困倦击败或者耽搁下去。最后，他发现了约珥给他的那封分手信。信纸上标有“2，3，4”。所以，第一页显然是丢了。要么只是散落到别的信封里了。他注意到信的末尾也不见了。他就那么穿着内衣躺在地板上，阅读约珥在1965年只身一人去西雅图时写给他的信。她的书法个头小小的，就像珍珠一般，既不阴柔也不阳刚，但却浑圆流畅。或许这就是上个世纪那些上流学校里所教授的那种书法。费玛在大脑中把约珥那素洁的书法和他自己的涂鸦做了一番比较。他的书法看上去就像一股溃败的士兵那样惊慌失措，在亡命的过程中一个个你推我搡、夺路而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