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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鲁泡特金大笑起来。这下更鼓舞了费玛，他又一次越发不可收拾地说道：
“但是，你听着。要严肃。已经到了不可以自我感觉像是一个国家的时候了。停止行走的时候也到了。我们别再说这些废话了。一个声音在向我召唤，我就去了。不管我们被派到哪里——我们都要去。这是半法西斯的思想。你不是一个国家。我不是一个国家。没有谁能成为一个国家。在早晨不行，在晚上也不行。顺便说一下，事实上我们怎么样也成不了一个国家。至多，我们好像是一个部落。”
“你又来了，又在那里说‘我们’了。”茨维格格地笑起来，“你应该拿定主意了，费玛。现在就请你做出抉择：我们是‘我们’，或者我们不是‘我们’?到了一个上吊者的家里，你不应该先把他脚底下的木桶踢倒再为他解开绳索。别多心。抱歉，可我真得挂电话走了。顺便说一句，我听说尤里这个周末要回来。咱们星期六晚上安排点什么活动不好吗?再见。”
“毋庸置疑，我们不是一个国家。”费玛还在那里坚持自己的说法，他不想听对方在说些什么，同时自以为是地怒火中烧，“我们是一个原始部落。社会渣滓，这就是我们。尽管如此，那些德国人，还有法国人和英国人，他们没权对我们居高临下地说话。和他们比起来，我们都是圣人。更不用提他们当中的其他人了。你看今天的报纸了吗?看到沙米尔昨天在纳塔尼亚[10]的样子了?看到他们在阿什杜德海滩对那位阿拉伯老人都干了些什么吗?”
当茨维抱歉地放下听筒时，费玛还冲着电话在那里无动于衷地、自以为是地咕噜了一句：
“不管怎么样，我们已经吃够苦头了。”
他在这里泛指以色列国、温和派、他自己和他的朋友。可是放下话筒之后，他想了想，又改变了主意：我们千万不能变得歇斯底里。他差点儿又把电话给茨维打了过去，他要提醒他如今正潜伏在我们四周的绝望情绪和歇斯底里情绪。他对自己的老朋友，一位如此聪颖博学的人，到现在还难能可贵地发出理性声音的人居然粗暴无礼，他为自己感到羞愧。尽管他还是有点儿感到悲哀，这样一个平庸的学者现在居然要做系主任了，要坐在他那些杰出的前任所坐过的交椅上；相比之下，他茨维只不过是一个弱智。想到这里，他突然想起十八个月前，他因为要切除阑尾入住哈达萨医院，是茨维卡设法争取到自己那位当大夫的哥哥为他帮忙的。他自己来帮忙，还让舒拉来帮忙。事实上，那些天他们两口子几乎就没有离开他的病床。出院后，茨维又同格芬夫妇和特迪二十四小时轮流值班来照看他。他当时发高烧，就像个被宠坏的孩子，在那里没完没了地折腾他们。可此时此刻，他不但在伤害茨维，而且在他刮胡子的中间打扰他，说不定还导致他去大学里讲课迟到呢。而且还恰恰就在他要做系主任的节骨眼上。就今天晚上，费玛决定，他要再给他打电话。他要向他道歉，可他仍然要把自己的立场给他重新解释一遍。不过，这次一定要克制，要冷静、犀利、合乎逻辑。还有，他不能忘了给舒拉送去一个吻。
费玛赶紧向厨房奔过去，因为他觉得，和茨维卡谈话之前他就把新买的电水壶插上了，在那里烧开水，到这会儿大概已经步上其前辈的后尘了。刚刚跑在半道上，电话铃响了，于是停在那里，不觉进退两难。稍稍犹豫了一会儿，他拿起话筒，对父亲说：
“稍等一会儿，巴鲁赫。厨房里有什么东西烧焦了。”
他冲进厨房一看，水壶安然无恙，正在大理石的操作台上闪烁着让人愉悦的光芒。看来又是虚惊一场。然而匆忙之中，他把架子上的那台黑颜色的晶体管收音机给撞了下来，收音机摔裂了。他又气喘吁吁地跑回来，对着话筒说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