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锁好诊所的门，他乘车到了市中心，在离锡安广场不远的一条小街上，他找到一个便宜的饮食店。他就着可口可乐吃了一块蘑菇比萨饼，然后嚼了一片胃灼热药。因为现金不够，他问是否可以用支票付账，但店家说不行。他提出把身份证留下来，等第二天早晨再来付钱。可是，他搜遍了口袋也没找着自己的身份证：星期天，或者是周末之前，他买了一只新的电水壶，旧的已经烧坏了，当时带的现金也不够，他就把身份证抵押在商店了。或许抵押在斯泰马茨基连锁书店了?最后，正当他绝望的时候，一张皱巴巴的五十谢克尔钞票从他屁股后面的口袋里掉了出来：肯定是几周前他父亲塞到那里的。
在这番搜索过程中，他口袋里的一枚电话代用币得以重见天日。他在锡安广场的桑萨大厦旁找到一个公用电话亭，于是就给尼娜·格芬打电话。他隐隐约约地记得，她丈夫尤里正打算去罗马，或者已经去了。或许，他可以引诱她去猎户座电影院，同他一起看让·迦本[1]主演的一部法国喜剧。还是塔马在喝咖啡的间隙告诉他的，但他记不清这部电影的名字了。
然而，电话线那头传来的却是特德·托拜厄斯那沉闷的腔调。他用一口浓重的美国口音干巴巴地问道：“这次是什么事，费玛?”费玛嘟囔着：“没什么。下雨了。”因为他搞不清特德此刻在尼娜·格芬家干什么。这时，他意识到是自己心不在焉，错打了约珥家的电话，不是尼娜家的。他为什么要撒谎，对特德说正在下雨呢?下午到这会儿，一滴雨也没下。最后，他回过神来，赶紧问迪米怎么样了，他们的封闭阳台封得怎么样了。特德提醒他说，这个工作他们在冬天开始的时候就结束了。约珥带迪米看儿童电影去了，恐怕要到十点才能回来。他想不想留言?费玛盯着手表，估计时间还不到八点，突然，连他自己都没想到，他竟然问特德，他可不可以过来“侵略”他一下，这“侵略”当然是带引号的。有个问题他想同他讨论讨论。他又急忙说自己吃过饭了，另外，无论如何他待在他们家的时间不会超过半小时。
“好吧。”特德说，“行。那就上来吧。不过要记住，我们今天晚上有点忙。”
费玛认为特德这样说是在暗示他不要过去，无论如何不应该像往常那样一直待到后半夜。他一点也不生气，豪爽地提出改时间再来。但特德坚定而又礼貌地坚持自己的立场。
“半小时还是可以的。”
外面没有下雨，这使费玛特别高兴，因为他没带雨伞，他不愿意像落水狗似的去拜访他心爱的女人。与此同时，他注意到天气越来越冷了，于是断定可能要下雪了。这使他更加高兴。透过车窗，借着街灯的光亮，他看到马哈耐·耶胡达自由市场附近的一面墙上涂着一条黑字标语：阿拉伯人滚出去！他把标语翻译成德文，并把“阿拉伯人”替换成“犹太人”，他感到胸中陡然升起一股怒火。他当即任命自己为总统，并决定采取一个惊人的措施。在大屠杀周年纪念日，他将正式访问代尔亚辛[2]这个阿拉伯人村庄，在村庄的废墟中间发布一条简洁、犀利的声明：先不要追究哪一方面更应受到谴责，我们以色列的犹太人心里应该明白，在过去四十年里巴勒斯坦的阿拉伯人遭受了多么深重的苦难；为了结束这种苦难，除自杀之外，任何事，只要是合理的，我们都愿意做。这样一则演讲会立即回荡在每个阿拉伯人的茅屋内；它将点燃他们的想象之火，或许还能帮助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在“滚动他们的情感之球”和“实现情感的突破”之间，费玛颇费了一番思量。他打算明天上午给周末报写一篇短文，哪个做标题更好呢?接着，他将两个标题都放弃了，也放弃了为报纸写短文的念头。
乘电梯上特德在拜特哈凯雷姆的七楼公寓时，费玛下定决心，这次一定要冷静、友好，与特德平起平坐地交谈，即便是讨论政治话题也好。通常情况下，对方讲话的样子、慢条斯理的语调、美国口音、有些干巴的逻辑条理、像美国国务院新闻发言人那样把他那昂贵的开襟羊毛衫扣上又解开的动作都会一下子让他上火。
费玛在门口站了两三分钟都没按门铃。他在门口地垫上把鞋底擦了又擦，以防把泥土带进房间。正当他玩着这种没有球的足球游戏时，门开了。特德帮他脱下大衣。由于衬里上的一个裂口，大衣已经成了一张网。
“这鬼天气！”费玛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