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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不是，”费玛铿锵有力地宣布，好像打响了内战的第一枪，“你们当中的成员。我觉得你们都是瘟疫。”
年轻人挂着一副纯真、甜美的笑容和一副犹太一家亲的表情。他说道：
“干吗不把诸如此类的说法留给敌人呢?是无缘无故的恨才让我们的圣殿[1]倒掉的。我们不妨改变一下，尝试一点无缘无故的爱，这该不会对我们大家有什么伤害。”
想到论战就产生的一种绝妙的震颤像佳酿一般流遍费玛的全身，而且他舌尖上已经预备好了一个尖锐辛辣的回答，但就在这时，他瞥见安妮特站在门厅里茫然四顾。他几乎有些失望。他迫不得已，向她挥了挥手，把殖民者放到一边。她为自己迟到了向费玛道歉。她在他对面一坐下来，他就说她来得非常及时，正好将他从真主党[2]手中解救出来。或者，更准确地说，是把真主党从他的手中解救出来。接着，他向她阐明自己观点的实质。直到这时他才想起该向她道歉，她还没来他就为自己点了东西。他问她想喝点什么。出乎他的意料，她说来一杯伏特加。然后，她向他详细地讲述她离婚的经过。此前，他们俩共同生活了二十六年，而且她认为这是一段美满的婚姻。至少从外表上看是这样。费玛给她要了一杯伏特加，又为自己要了一杯咖啡。他还点了面包、奶酪和一块鸡蛋三明治，因为他仍然觉得饿。他还在听她讲她的经历，只不过是分神地听着，因为这时来了一个穿灰雨衣的光头男人，他在邻座坐了下来。想来就是他们的那个布拉格先生。费玛觉得这三个家伙正在密谋分裂国家检察部，于是留神窃听他们的谈话。他压根儿就没有意识到自己在说些什么，但他对安妮特说，他简直无法相信她已结婚二十六载，因为她看上去顶多四十岁，一天也不多。
“你真可爱。”安妮特回答说，“你身上散发着善良。我相信，如果我能找到一个好的听众，把我的经历从头至尾、原原本本地说给他听，或许能够有助于我理清自己的思路。有助于我理解在我身上发生的事情。尽管我知道，一旦我把自己的经历说出来，我能理解的东西就越发地少了。你有这份耐心吗?”
那位政客说：
“至少，我们要想方设法争取时间：这样做不会有任何害处。”
穿雨衣的男人，想来就是那个叫布拉格的律师说：
“看上去似乎很容易。事实上不是那么回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