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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过了一会儿，一群刚从青年俱乐部回来的青年人从门前经过，小伙子们唱着：
姑娘是撒旦的骨肉，
我爱一个已经足够。
姑娘们尖叫着。
米海尔放下报纸，问能否打扰我一下。他说：“要是我们有了钱，就买一台收音机，这样就可以在家中听音乐会了。但我们借了些债，今年就买不了收音机。吝啬的老撒拉·杰尔丁没准儿下个月会给你加薪。跟你说，修热水管道的那个水管工热情可爱，但现在管子又坏了。”
米海尔关上灯。在黑暗中摸索我的手。但他的眼睛还没有适应从百叶窗渗进来的微光，他的胳膊重重地撞在我的下巴上，我疼得哼了一声。米海尔向我道歉，抚摸我的头发。我很累，有些心不在焉。他把脸贴在我的脸上。今天我们愉快地旅行了这么长时间，所以他没有时间刮脸。胡楂儿蹭在我的皮肤上。记得那是个很糟糕的时刻，我突然想起了一个挺俗气的笑话：从前有个新娘，竟然不明白丈夫的性意图。难道双人床不够我俩睡吗？那一刻很屈辱。
就在那个夜晚，我梦见了塔诺波拉太太。我们来到一个平原小镇，或许就是霍隆，或许就是我公公住的地方。塔诺波拉太太给我倒了一杯薄荷茶。茶的味道很苦，让人倒胃口。我一恶心，弄脏了洁白的结婚礼服。塔诺波拉太太粗声大笑。“我提醒过你，”她夸口说，“我事先就提醒过你，但你却不顾一切征兆。”一只尖钩利爪的恶鸟朝我扑过来了。利爪划着了我的眼球。我惊醒了，摇着米海尔的胳膊。他生气地嘟哝着：“你简直有毛病，别来烦我。我得睡觉，明天还有许多事情要做。”我吃了一片安眠药。一小时以后又吃了一片。最后沉沉地睡着了。第二天早晨，我有点儿发烧，没去上班。吃午饭时同米海尔吵了一架，说了些伤害他的话。米海尔克制着自己，一言不发。晚上，我们和解了。我们都责备自己不该吵架。朋友哈达萨和丈夫来家里串门。哈达萨的丈夫是位经济学家，话题于是转向了严肃的政治。按哈达萨丈夫的说法，政府所采取的措施是以荒谬的空想为基础的，把以色列当成了一场伟大的青年运动。哈达萨引用风靡耶路撒冷的一场令人震惊的腐败案，说官员只知关心自己的家庭。米海尔沉吟片刻之后发表见解，说对生活要求过高是错误的。我不明白他是在替政府说话还是在附和我们的客人。我问他是什么意思，他冲我微笑，好像我不是要他回答问题，只是要他微笑。我起身到厨房弄些咖啡、茶和蛋糕。透过敞开的房门，我能听见朋友哈达萨的说话声。她在我丈夫面前夸我，说我曾是班上最好的学生、最有发展前途的孩子，接着又把话题转向希伯来大学。这么年轻的一所学校，却受到这么多传统戒律的约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