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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着,”茨维·克鲁泡特金疲惫地说,“情况是这样: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这就是给你的解答。”
“你疯了吗?”费玛勃然大怒地插进来,“你能听见你这会儿在说些什么吗?你说,对于他们来说,一切都过去了;但对于我们来说,一切都正在进行之中,你这话是什么意思?你说‘一切’到底他妈的指什么?根据你的说法,那件在柏林已经结束了,但仍在耶路撒冷发生着的事,你讲清楚了,到底是什么?你是不是疯了,教授?你正在做的是把我们和他们相提并论!更有甚者,你言下之意是说德国人在道德上比我们优越,因为他们已经结束了,而我们这些可怜的老傻瓜还在这里忙乎着。你以为你是谁?乔治·斯坦纳[7]?大马士革电台?这恰恰是那种腐朽的比较,连格拉斯这位纳粹国防军的毕业生都对其加以强烈谴责并称之为煽动主义的!”
自驎费玛的激情耗尽了。随之而来的是悲哀。常常有那些倔强的孩子,他们对大人的劝告置之不理,结果就用螺丝刀弄伤了自己的手,费玛这时就用大人对这样的孩子说话的口吻对茨维说:
“你自己就可以看看,茨维卡,掉入陷阱有多么容易呀。你看看我们不得不在上面行走的绳索有多细呀。”
“冷静些,费玛。”茨维·克鲁泡特金向他发出了哀求,尽管费玛已经冷静下来了,“这会儿才八点呢。你干吗要这么迫不及待地跟我说话?你哪天晚上干脆过来好了。到时我们坐下来,心平气和地探讨探讨。我这里有一些法国产的拿破仑白兰地。是舒拉的姐姐带回来的。但是这一周不行。本学期快要结束了,我忙得是焦头烂额。他们准备培养我当系主任。下个星期你过来好吗?费玛,听上去你不太舒服,费玛,还有,尼娜刚才还在和舒拉说你又有些消沉了。”
“看在上帝的分上,如果现在还没到八点又怎么样?难道我们对语言的责任在办公之外的时间就停止了吗?只在工作日的上午八点到下午四点,还除了午餐时间的时候里有效?我可是在谈正经的。你暂且忘掉舒拉、尼娜和你的白兰地吧。这会儿倒是喝白兰地的好时候。我之所以消沉,唯一的原因就是因为,鉴于目前的局势,你们剩下的这些人似乎都谈不上真正的消沉。今天早上的报纸你看过了吗?我希望你能把我说过的话看作议事日程的提案。标题就是‘抵御越发加剧的语言污染现象’。我建议,从现在起,至少鉴于占领地上的各种暴行,我们干脆停止使用‘我们’。”
“费玛,”茨维说,“你稍停片刻。整理一下你的思绪。哪是第一个‘我们’,哪是第二个‘我们’?你把你自己给绕住了,伙计。我们干吗不把这个问题暂时放一放呢?我们下周再探讨吧。面对面地。我们无法在电话里就这样的论题达成共识的。而且,我得赶紧出门了。”
可费玛就是不屈不挠,也不把电话搁下来。
“你还记得阿米尔·吉尔博亚[8]诗作里那个著名的诗句吗?‘一个男人在一天早晨突然醒来,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便开始徒步出发。’这正是我要探讨的荒唐说法。首先,教授,实际上,请你扪心自问:你早晨醒来,突然就觉得你是一个国家,这种事在你自己身上发生过吗?最早最早也是午餐之后嘛。到底有谁能在早晨醒来就觉得自己是一个国家的呢?居然还要徒步出发?也许吉乌拉·科亨[9]是这样。有谁早晨起床不觉得难受的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