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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短篇小说《挪威国王》中的主人公普罗维佐尔是个园丁，素有“灾难天使”之称，热衷于在第一时间向基布兹传播各种坏消息，如火灾、地震、洪水暴发等灾难性事件。他虽然不拒绝与丈夫在加沙丧生、深受基布兹尊重的教育工作者露娜约见，谈天说地，但拒绝与包括露娜在内的任何人发生肢体接触。当露娜触犯这一禁忌后，他不再与之见面，导致后者一度放任自己，最后离开了基布兹。普罗维佐尔禁止别人触碰的行为貌似个人癖好，实际上反映出现代人内心的孤独情境。
孤独以各种形式弥漫在集子中的每部作品中。《两个女人》中的奥丝娜特独自在洗衣房工作，“她整天开着收音机，借此平息孤独的心境”。原因在于，曾经的丈夫布阿兹红杏出墙，一度钟情于另一个离了婚的基布兹女子阿丽埃拉，并与之同居。但二人之间亦有隔膜，于是两个女人便开始了书信往来，讨论伤害她们的同一个男人。标题小说《朋友之间》中的十七岁少女埃德娜的母亲和兄长均已离世，她是父亲纳胡姆如今唯一的孩子，父亲在基布兹当电工，她在基布兹学校读书，几个月后就要去服兵役。父女俩虽然相互关怀，但话题从不触及情感，从不触及彼此，也从不触及死去的亲人。父亲并不了解女儿的社交与私生活，直到有一天，女儿搬进了父亲的朋友、五十来岁的基布兹创始人大卫·达甘的家，父亲将此视为朋友对自己的背叛，于是鼓起勇气，决意将女儿找回……《父亲》涉猎创伤体验与重塑新移民的问题。塞法尔迪男孩莫沙伊居住在基布兹，但经常到医院看望显然经历过创伤的父亲。以大卫·达甘为首的基布兹人尽管准假给他，但并不赞同这种做法，而是希望他与家人断绝关系，进而暴露出以色列建国之初的反大流散倾向。《世界语》的主人公温德伯格是一位大屠杀幸存者，患有创伤后应激障碍，或者说创伤后遗症。他反对接受德国人赔款，从其他基布兹搬到这里。他尽管身患重疾，但不肯放弃修鞋的工作。他一直希望大家都掌握世界语，借以消除个人与民族之间的冲突。但当他拖着病体讲授第一节世界语课时，只有三个学生，其中包括他的邻居、照顾他起居的奥丝娜特。小说最后，温德伯格撒手人寰。他没有子嗣，基布兹为他举办葬礼。众人散去后，只有奥丝娜特独自留在墓地，这意味深长的结局令人不免对现代人之间的关系产生追问。《戴尔阿吉隆》与《小男孩》触及的是基布兹的集体主义体制与教育体制问题。《在夜晚》将主要视点集中在基布兹的家庭危机与生存境遇问题。小说主人公卡尔尼是基布兹出生的第一个孩子，也是由基布兹孩子担当书记的第一人，在是留在基布兹还是到别处享受私人生活的问题上与妻子意见相悖，尽管他也认为基布兹对女人不公平，她们的平等建立在必须像男人那样工作，像男人那样行事，摒弃一切女性特征之上。卡尔尼尽管努力改变现状，但无济于事。就在他当班的夜晚，基布兹女子妮娜来向他反映家庭生活的不幸，以及与丈夫分手的愿望。妮娜不仅妩媚动人，而且头脑敏锐。这场夜谈不仅让卡尔尼的心中泛起涟漪，也令中途碰到他们的目击者想入非非，而第二天他们将会成为整个基布兹茶余饭后的揶揄目标。
奥兹曾在接受笔者采访时指出：创建基布兹是个出色的理念，但“人不是神，人有其弱点”，人性中与生俱来的自私与欲望拉开了理想与现实的距离。就像基布兹领导人卡尔尼所认知的，基布兹的最初理念是否定孤独这一概念的，但如今一个孤独的单身汉在基布兹比在别处还要艰难。基布兹强调集体主义至上，个人的一切想法与行动在这里均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隐私得不到保护，人性中的某些基本需求也遭到压抑。比如《戴尔阿吉隆》中的青年约塔姆得到在意大利经商的舅舅的邀请，去意大利读书，但需要基布兹集体表决来决定他能否成行。抛开青年是否具备读书素质不论，仅就出国留学需要集体表决这件事而言，基布兹青年与基布兹外的以色列青年的命运则大不相同。在个人与集体观念发生冲突时，许多年轻人选择离开基布兹，到外面寻求更好的发展。
奥兹在接受以色列《国土报》采访时曾说，《朋友之间》是“关于人性的一座终极大学”。通过种种日常生活琐事，他探讨人性深处的渴望与欲求，善良与阴暗。善良给予人的是奥丝娜特和温德伯格在一起时所体会到的那种温暖，尽管这种温暖有可能转瞬即逝。而人性中的某种阴暗的东西则会对整个共同体产生危害。进一步说，在基布兹，并不能完全实现所谓的平等理念。出现在几篇小说中的大卫·达甘，身为基布兹的奠基人和领导人之一，确实体魄强健，口才好，在许多情形下关心他人，代表着犹太复国主义先驱者对新希伯来人的期待。但他满口原则，过于自信，甚至刚愎自用。他是一位马克思主义者，无论是谈论意识形态问题，还是日常生活，大家都要接受他的权威阐释。他担任基布兹的历史老师多年，频繁地更换情人，甚至染指自己十七岁的女学生。在基布兹这个小圈子内，达甘所表现出的强势政治经常具有一种威慑力。在对约塔姆能否出国留学做集体表决这件事上，大家各自怀揣私念，人心复杂而微妙，进而反映出基布兹人身上固然保持着纯朴、善良、乐于助人等诸多优秀品质，但也不乏嫉妒、狂妄、自私、盲从、夸夸其谈、喜欢散布流言蜚语等许多弱点。而《小男孩》中，基布兹幼儿园的孩子欺凌弱者的种种举动更让人不寒而栗。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基布兹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或者在很大程度上并非一个纯真的世界。人们虽然生活在共同体当中，但内心十分孤独，无法避免日常生活中的种种失望。人在对现实感到失望之时，往往寄希望于未来：
“再过一二十年，”妮娜说，“基布兹会变成一个比较轻松的地方。现在所有的弹簧都绷得紧紧的，整个机器都在紧张运转。老住户实际上都信教，抛弃了旧宗教，再去寻找一种新宗教，它也充满了罪恶与过失、清规戒律与严苛的规章制度。他们没有停止做真正的信仰者，他们只是把一种信仰制度变成另一种。马克思就是他们的《塔木德》。他们的全体会议就是犹太会堂，大卫·达甘就是他们的拉比。这里有些人，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用胡子和鬓发勾勒出他们的样子。但是时代在逐渐变化，别人，更为轻松的人会来，约阿夫，像你一样，他们会是充满耐心、疑虑和怜悯的人。”
那么二十年后，基布兹的生存状态又将如何？
奥兹夫妇在2016年访问北京时，夫人尼莉数次怀旧地给大家看一张老照片，那是七十多年前她在帐篷中出生时的情形，显示出在20世纪30年代，基布兹的生活相当贫困。在土地和水源都很有限的情况下，以色列国家和基布兹领导人意识到纯农耕的局限与工业种植的益处，因此早在20世纪三四十年代之交，他们便不再提倡反工业化政策。到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一套涵盖面较广的基布兹工业经济模式在以色列业已成形。
如今，以色列已经发展成一个现代化的高科技国家。与奥兹小说中的基布兹相比，现实中的基布兹则面临更为严峻的新挑战，乃至危机。由于受到全球化和资本价值观念的影响，个人价值与基布兹集体价值发生冲突，基布兹成员逐渐不再认同原有的按需分配理念，多数成员希望自己拥有家庭财产与个人资本。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许多基布兹根据其成员所从事工作的市场价值发给其不同档次的工资。一些基布兹成员在基布兹之外创办实业，赢取高额利润。外出接受高等教育的基布兹青年一代多不愿再回到封闭的基布兹小天地之中，基布兹社会的老龄化倾向愈加凸显，人口也在逐渐削减。据统计，1989年，以色列的基布兹人口大约有十二万九千人，而2010年已减至十万人。随着时间的推移，基布兹那种带有乌托邦色彩的集体合作经济无疑会日渐衰落，甚至将会走向终结。
奥兹在回答当年为何选择居住在基布兹时说，生活在“充满耐心、温情与怜悯的”人中间，能够实现其乌托邦理想。然而，仅有“耐心、温情与怜悯”并不足以支撑他的乌托邦梦想。作为奥兹八部小说的译者和希伯来文学学者，我想说《朋友之间》虽然不是奥兹最重要的作品，但其中人物与意象丰富，文字优美动人，意蕴深邃，就像流动的乐章，令人回味无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