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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格斯·斯隆满意地松了口气,放下咖啡,用餐巾擦擦嘴和银灰色的胡子。“我可以肯定地说,”他宣布道,“今天早上在纽约,没有比这更好吃的早餐了。”
“也没有比这胆固醇更高的早餐了,”坐在桌子对面的儿子正在看《纽约时报》,抢白道,“你难道不知道那些煎鸡蛋对心脏不好吗?你吃了几个?三个?”
“谁会数呢?”杰茜卡说道,“再说了,克劳福,你买得起鸡蛋。安格斯,要再来一个吗?”
“不了,谢谢你,亲爱的。”老人可爱地说——他几周前刚过完73岁生日——冲着杰茜卡慈祥地微笑着。
“三个鸡蛋并不多,”尼基说道,“我以前看过一部有关南部监狱的电影,里面有人吃了50个。”
克劳福德·斯隆放低报纸回答:“你说的电影是1967年的《铁窗喋血》,保罗·纽曼主演的。我很确定纽曼并不是真的吃了那么多的鸡蛋。他是一个好演员,自然能让你以为他真的吃了。”
“以前有个从大不列颠来的推销员,”杰茜卡说,“问我们要不要百科全书。我告诉他我们家已经有一部活百科全书了。”
“我能怎么办呢,”她的丈夫回答道,“有些新闻总是黏着我。就像掸不掉的绒毛。你永远不知道哪些会被记住,哪些会被忘记。”
一家人都坐在与厨房相连的明亮而充满欢乐的餐厅里。安格斯是半个小时前到的,热情地拥抱了他的儿媳妇和孙子,和克劳福德只是很正式地握了握手。
父子之间的局促由来已久,有时会让克劳福德有些生气。这主要和观念的不同有关。20世纪60年代以来,大多数美国人接受了国家和个人道德标准的降低,但安格斯从未放弃。他坚定地相信“荣誉、责任和国家”,而且认为自己的同胞都应当展示出“二战”时期的那种毫不妥协的爱国主义——那是他人生的顶点,他将永远铭记。同时,他对儿子在新闻采集过程中的一些理念颇有微词,尽管现在这些理念被认为是先进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