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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保证。”帕特里奇说。
“我也是。”凯特林附和道。
莫尼也说:“算我一个。”
凯特林和帕特里奇对视了一下,作为守信用的记者,不管结果如何,他们都会保守秘密。两人都清楚,这会给他们带来麻烦的。联邦调查局和其他人可能会抗议保密,要求知道剪影的主人是谁。这就需要电视台的律师们来处理了,之前也不是没有发生过相同的事件。
帕特里奇记得那是在1986年,全国广播公司促成了对巴勒斯坦一名恐怖分子的采访,这次机会非常珍贵但也引起了争议。后来,有很多批评家公然抨击全国广播公司,针对的不仅是这次采访,还有事先达成的电视台不公开采访地点的协议。甚至有一些媒体人也加入进来,很显然,这其中掺杂了某种同行间的嫉妒。在争论越演越烈之际,一位美国国务院发言人表现得非常恼怒,司法部也威胁要传唤和审问当时在现场的摄制组,但最终什么都没有发生。(当时的国务卿乔治·舒尔茨被问起这件事时只是说:“我信仰新闻自由。”)
大家都知道的事实是,广播电视台在许多方面都在自行其是。一方面,几乎没有政府部门或者政客愿意和他们扯上法律纠纷。而且,自由世界的新闻业基本上代表着揭露、自由和正直。当然并不是完全如此——标准总是落后于现实,毕竟新闻从业者们也是人。但是,如果你变成新闻业无情的对手,那么你很有可能是属于“恶”的一方,而不是“善”的一方。
当哈里·帕特里奇在考虑这些职业的基本原则时,明·范·坎正在准备对阿尔贝特·戈多伊进行录像采访,采访将由唐·凯特林来做。
是帕特里奇建议让凯特林来做采访的,一部分原因是这位商业记者明确地想要继续参与对斯隆家人绑架案的调查,毕竟这是整个新闻部的核心主题。而且帕特里奇自己还有别的事情要处理。
他已经决定,一有机会就去一趟哥伦比亚的波哥大。尽管他认同自己电台记者朋友所说的尤利西斯·罗德里格斯并不在哥伦比亚,但是帕特里奇觉得自己应该开始调查拉丁美洲了,而且显然应该以哥伦比亚为起点。
明·范·坎说自己已经准备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