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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夜里，妇产科一位东方女人绝望地恸哭。值班医护人员试图安慰她，使她平静下来。他们求她说出哪儿不舒服，以便能够帮她。但东方女人还是有节奏地一个劲儿地哭，好像这世界已经没有了语言，没有了旁人的存在。
医护人员对她讲话时就像在审讯罪犯。他们时而粗暴，时而轻声细语，变换着方式威胁她，让她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
东方女人对他们的话无动于衷，或许是那种执拗的自尊不容许她这样做。借着昏暗的灯光，我可以看见她的脸。她没有表情地哭泣着。脸上皮肤光滑，没有皱纹。但她声音凄厉，泪水慢慢地流淌着。
午夜，医护人员开了一个会。护士把婴儿抱给泣妇，但按照严格的规定现在还没到时间。女人从毯子底下伸出一只动物爪子般的手，摸了摸孩子的头，随即像摸到炽热的烙铁一样把手缩了回去。她们把孩子放在她的床上。女人仍然哭泣着。孩子被抱走之后，她还是哭。最后，护士抓住她纤细的胳膊打了一支安定。女人缓缓地来回摇着头，神色茫然，好像被那些执著关心她的聪明人给弄蒙了。难道他们意识不到这个世界上什么都已不重要了吗？
一整夜她都在持续着令人揪心的哭泣。脏兮兮的妇产科渐渐在我眼前消失了。暗淡的夜灯也消失了。我看到耶路撒冷发生了一场地震。
一位老人沿着兹法尼亚街行走。他身体笨重，表情阴郁，肩上背着一个大口袋。到了阿摩司街拐角，他停了下来，吆喝着：修炉子咧！修炉子咧！街上没有行人。没有风。没有鸟。随后，尾巴直挺挺的猫一起从院子里溜出来。它们瘦骨嶙峋，佝偻着身子，躲躲闪闪。它们扑向人行道旁的大树，爬到树枝最高处，接着从上面往下偷看，竖起毛发，恶狠狠地嘶叫着，好像一只恶狗正在经过凯里姆亚伯拉罕地区。老人把口袋往马路中间一放。街上已经没有了活物，这是由于英国军队颁布了宵禁令。老人挠挠脖子，这个姿势表示了他的愤怒。他手上有颗锈铁钉，他将铁钉插到沥青中。他划了一条小缝，裂缝越来越宽，就像教学片中铁路网快放镜头那样在迅速扩展。我攥紧拳头，为的是不发出惊叫。我听到石子顺着兹法尼亚街向布哈拉区滚动的声响。小石子碰着我时，我一点也没有疼痛的感觉。就像小棉球。但是空气有些不安地抖动，就像猫扑出去之前的颤动与毛骨耸立。接着，巨石从斯克普斯山滚下，经过贝特以色列，似乎房子是由多米诺骨牌搭建而成的。继之滚到了先知以西结街上。我觉得，巨石无权滚上山坡，应该顺着山坡下来，否则就不公平。我害怕自己的新项链会给人从脖子上扯下来，丢掉项链我会受到惩罚的。我转身就逃。但老人把口袋往路上一摊，站在上面。我挪不动口袋，因为那个人太重了。我身子紧紧贴住篱笆墙，尽管我知道这会弄脏我最喜欢的裙子。接着，巨石把我盖住，它像绒毛一样柔软，一点也不坚硬。高楼大厦摇摇欲坠，倒下，像戏剧中的正面主人公，慢慢地走向毁灭，辉煌地死去。瓦砾并没有让人感到疼痛，而是像温暖的绒毛、轻柔的羽毛一样将我盖住。这是一种温柔惬意、半真半假的拥抱。从废墟中站起了衣衫褴褛的女人们，其中一位是塔诺波拉太太。她们唱起一首东方歌曲，好像是我参加父亲葬礼时在比库尔医院太平间外面见到的那些雇来的悲悼者。成千上万的孩子们，正统派犹太教的孩子们，身穿黑色华达呢、身体单薄的鬈毛孩子们，一言不发地从阿赫瓦、盖乌拉、桑海迪里亚、贝特以色列、梅沙阿里姆、特拉阿兹阿鱼贯而出。他们定居在废墟上。他们在废墟上寻找着，心怀叵测地寻找着，情绪十分高涨。若是不成为他们中的一员，观察他们的确很难。我就是他们中的一分子。一个孩子身穿警服，站在一座独立建筑的破平台上。他见到我在路上躺着，欣喜地放声大笑。这个孩子很俗气。我瘫倒在路上，看见一辆橄榄绿的英国军车徐徐开来。炮塔上的喇叭传来希伯来语广播。那声音冷静浑厚，颤巍巍地传到我的脚边。它在宣布宵禁令。擅自到户外者格杀勿论。医生们站在我身边，因为我倒在路上，起不来了。他们讲波兰语。他们说：“有瘟疫的危险。”波兰语曾是希伯来语，但不是我们的希伯来语。帽子上饰有红圈的苏格兰宪兵等候着两艘英国驱逐舰“龙”号和“虎”号上的血红帽子的增援。突然，穿警服的那个孩子从平台上飘落下来，徐徐地落到了人行道上，好像巴勒斯坦的最高行政官坎宁安将军暂停了万有引力定律。他徐徐地向着废墟飘落，飘落。我叫不出声来。
两点钟之前，护士把我叫醒。用吱吱作响的小车把我的儿子推来喂奶。梦魇依然纠缠着我，我哭个不停，甚至比正在呜咽的东方女人哭得还要厉害。我边哭边透过模糊的泪眼请求医生向我解释：我的孩子为什么还活着？他是怎样逃离劫难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