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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站起身，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回到书桌边，凝视片刻或更久，然后把整个句子都删掉，或把整页都撕去。我绝望地放弃，我大声诅咒自己，诅咒整个写作，整个语言，尽管如此，我还是坐下来，重新开始把一切组合起来。
创作一部小说，我曾经说，好似试图搭起以东注山峦。或像用火柴棍来建造整个巴黎的楼群、广场和林荫大道，乃至街上的最后一条长椅。
倘若你写八万字的小说，你至少得做二十五万次决定，不光是决定情节的提纲，谁生谁死，谁会陷于情网谁会背信弃义，谁会发迹谁会干蠢事而出丑，人物的名字和面貌，习惯和职业，章节划分，书的名称（这些是最为简单最为一般的决定），不光决定叙述什么粉饰什么，谁先谁后，什么要详细说明什么间接提起（这也是相当一般的决定），而且你还要做数以千计较为细微的决定，比如，那一段倒数第三句话是写“蓝”还是“微蓝”，或者该是“淡蓝”？或者“天蓝”？或者“品蓝”？或者确实是“灰蓝”？灰蓝这个词可不可以放到句首，还是只能放在句尾才可以出彩？或者放在句子中间？或者它只能用在由许多从句组成的复杂句中？或者最好只写五个字“那晚的亮光”，不加任何色彩，不管是“灰蓝”还是“略带灰蓝”还是其他什么。
早自童年时代起，我就是旷日持久的彻底洗脑运动的牺牲品：约瑟夫伯伯在塔拉皮尤特大街的图书神殿，父亲在凯里姆亚伯拉罕大街我们住房里的书籍紧身衣，妈妈的书籍避难所，亚历山大爷爷的诗歌，邻居扎黑先生的长篇小说，我父亲的索引卡片和文字游戏，甚至沙乌尔·车尔尼霍夫斯基带有刺鼻气息的拥抱，以及阿格农先生，他用无核葡萄干投下了几个阴影。
但是，实际情况是我暗地里根本就不理会别在房间门上的卡片。有好几年，我一直梦想长大成人，逃脱这些水泄不通的书，做个消防队员：火与水，消防制服，英雄主义，闪闪发亮的银色钢盔，消防警笛呼啸，姑娘们的目光，一闪一闪的消防警灯，街上的恐慌，红色机车雷鸣般的猛攻，身后拖了一条恐怖的尾巴。
接着是云梯，水管不住地延伸，火光映衬在红色机车上，像喷涌而出的鲜血，最后，高潮来临，一个姑娘或女人昏迷不醒被抬在勇武营救她的人的肩膀，牺牲自我忠于职守，烧焦的皮肤、睫毛和头发，地狱般令人窒息的浓烟，随即便是赞扬，被救女子那一道道泪水的爱河满怀倾慕与感激涌向你，那是最漂亮的人儿，是你用自己轻柔的手臂勇敢地把她从火焰中解救出来。
但是在大部分童年时期，我在臆想世界里一遍遍地从熊熊燃烧的火炉里营救的人是谁，是谁在用爱回报我？也许这样问话的方式并不对，不如问：在那个好幻想的愚蠢孩子狂妄自大的心里究竟出现了何种不可思议的可怕预兆，暗示他，但不把结果显示给他，向他发出信号，但在时间允许之时没给他任何机会去解释妈妈会在那个冬天的夜晚出事的模糊暗示。
我已经五岁了，一遍遍地把自己想象成一个沉着勇敢的消防队员，全副武装，头戴钢盔，勇敢地冲进熊熊燃烧的火焰，冒着生命危险把昏迷不醒的她从烈火中营救出来。（而他那软弱无力巧于辞令的父亲只会站在那里发愣，无助地盯着火舌。）
这样，他一边在脑海里把新希伯来人在烈火中强悍起来的英雄主义（与父亲规定给他的一模一样）具体化，一边急忙冲进去挽救她的生命，借此，他把妈妈从父亲的魔爪中永远抢夺出来，用自己的羽翼庇护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