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耶路撒冷三四个著名的自由党人士和我爸爸坐在一起，他们偕夫人预先在咖啡馆会面，一起来到这里，像一个小型代表团，向我们表达哀悼之情。他们事先定好，试图用谈论政治来转移父亲的注意力，当时议会正要就本—古里安总理与西德总理艾德诺签署的赔偿协议展开辩论，自由党把协议当成令国家蒙受耻辱的恶劣行为，是对纪念遭纳粹残害的牺牲者这一举动的玷污，是年轻的国家在良心深处无法驱除的污点。我们的一些慰问者认为，我们有责任不惜任何代价摧毁这一协议，甚至是流血。
我爸爸几乎无法加入谈话，只是点几次头，但我却鼓起勇气，向这些耶路撒冷的显赫人物说了几句话，以此祛除卫生间谈话之后产生的痛苦。莉莉亚阿姨的话让我觉得非常刺耳，犹如用粉笔在黑板上写字。在接下来的几年间，每当我想起卫生间里的那次谈话，脸都会不由自主地抽搐。直到今天，我想起它时，那感觉就像咬到了烂水果。
而后，自由党领袖怀着对赔偿协定的义愤，到另一个房间去向亚历山大爷爷表示慰问。我跟着他们过去，因为我想继续参加讨论突然而巧妙的行动计划，旨在挫败与屠杀我们的刽子手们签订什么讨厌的协议，最终推翻本—古里安的红色政权。我之所以陪伴他们，还有另一个原因：莉莉亚阿姨已经从卫生间赶到此处，指导我爸爸吃下她带来的疗效甚佳的镇静药，那对他有好处。爸爸拉着脸拒绝了。这次他甚至忘记要向她致谢。
托伦夫妇来了，伦伯格夫妇、罗森多夫夫妇和巴—伊兹哈尔夫妇，以及儿童王国的杰茨尔和伊莎贝拉·纳哈里埃里来了，还有凯里姆亚伯拉罕区的其他老熟人和邻居们也来了，警察局长杜戴克伯伯和他那可人的太太托西娅来了，普费弗曼与报刊部的工作人员、国家图书馆所有部门的图书管理员来了。斯塔施克和玛拉·鲁德尼基来了，还有各类学者、书商，以及父亲在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甚至爸爸的伯父克劳斯纳教授也在某天晚上光临，非常苦恼动容，他默默地把一个老年人的泪水洒在爸爸肩头，悄声说些正式的悼词。我们在咖啡馆里的熟人们来了，还有耶路撒冷的作家们，耶胡达·亚阿里、舒拉加·卡德里、多夫·吉姆西，还有伊扎克·申哈尔、哈尔金教授和夫人、伊斯兰教史专家本内特教授，以及研究犹太人在基督教西班牙历史的专家伊扎克（·弗里兹）·贝尔教授。正在高校天空中冉冉升起的新星，三四位年轻讲师也来了。我在塔赫凯莫尼学校的两个老师来了，还有我的同学，以及克洛赫玛尔夫妇，托西娅和古斯塔夫·克洛赫玛尔，修理破玩具与娃娃的人，他们的小店被重新命名为玩偶医院。杰尔塔和雅考夫—大卫·阿布拉姆斯基来了，他们的长子约尼在“独立战争”结束之际死于约旦狙击手的枪弹之下。几年前一个安息日的早晨，约尼正在院子里玩耍，狙击手的子弹打中了他的脑门，那时他的父母正和我们一起喝茶吃蛋糕。救护车在我们的街道上呼啸奔驰，前去把他救起，几分钟后又开回来，响起凄厉的笛声驶往医院，当妈妈听到救护车的笛声时，她说，我们花时间制订计划，然而有人躲在暗处嘲笑我们，嘲笑我们的计划。杰尔塔·阿布拉姆斯基说，正确，生活就是那样，然而人们永远制订计划，否则将无限绝望。十分钟后，一个邻居赶来，轻轻把阿布拉姆斯基夫妇叫到院子里，只轻描淡写地告诉他们一些情况，他们急忙随他而去，杰尔塔阿姨把装有钱包和报纸的手提包忘了。第二天我们去看望他们，并表示哀悼，爸爸拥抱过她和阿布拉姆斯基先生后，默默地把手提包递给她。现在他们泪流满面，拥抱我和爸爸，但是他们没给我们带手提包。
爸爸忍住泪水。无论如何，他不能当着我的面流泪。他终日坐在妈妈的旧椅子上，脸一天比一天阴暗，从守丧期的第一天起，他就没有刮脸，他点头迎接客人，等客人走时又点头与之告别。那些天，他几乎不说话，仿佛妈妈的死疗治了他打破沉寂的积习。现在他一连几天默默地坐着，任他人说话，谈论我妈妈，谈论书和书评，谈论政治转折。我试图坐在他的对面，目光几乎终日不离开他。每当我从他椅子旁边经过时，他就疲惫地拍拍我的胳膊或后背，除此之外，我们谁也不跟谁说话。
守丧期间及其后，妈妈的父母和姐妹没来耶路撒冷，他们在特拉维夫哈娅姨妈家里单独守丧，因为他们把灾难归咎于我的父亲，无法忍受看到他的面孔。我听说甚至在葬礼上，父亲和他父母一起走，妈妈的姐妹和她们的父母一起走，两大阵营没说一句话。
我没有参加妈妈的葬礼。莉莉亚阿姨，莉亚·卡利什—巴—萨姆哈，被视为研究一般情感尤以研究儿童教育见长的专家，害怕埋葬会对儿童心理产生不利影响。从那以后，穆斯曼家族的人们从未光顾过我们在耶路撒冷的家，父亲这边也没有去看过他们，或是建立任何联系，因为穆斯曼家族的怀疑令父亲受到了严重伤害。在那些年，我成了中间人。第一个星期，我甚至就如何处理妈妈的私人物品一事拐弯抹角地在中间传话，还有几次，我转交她的私人物品。在接下去的几年里，姨妈们经常小心盘问家里的日常生活情形，爸爸和爷爷奶奶的健康状况，爸爸的新妻子，乃至我们的物质生活状况，但是她们执意让我长话短说：我没兴趣听。或者：够了，我们听得已经够多了。
父亲一方有时也作一两个暗示，询问姨妈，她们的家人，或者克里亚特莫兹金的外公外婆，但我开始回答两分钟后，他就脸色蜡黄，十分痛苦，示意我就此打住，不要再继续详述了。当施罗密特奶奶在1958年去世时，姨妈和外公外婆让我转达对亚历山大爷爷的慰问，穆斯曼家族认为爷爷是整个克劳斯纳家族唯一心地善良的人。十五年后，当我把外公去世的消息告诉亚历山大爷爷时，他握紧双手，接着双手堵住耳朵，提高声音，与其说伤心，不如说愤怒，说：“上帝啊！他还年轻着呢！一个心地单纯的人，但是很有情趣！深沉！你呢，告诉那边所有的人，我的心为他哭泣！请你一定要这样告诉他们：亚历山大·克劳斯纳的心在为亲爱的赫尔茨·穆斯曼先生的早逝而哭泣！”
甚至在守丧期结束，房子终于清静下来，爸爸和我把门关上，只剩下他和我两个人时，我们之间也几乎没话，除了某些最为基本的事情：厨房门卡住了，今天没有邮件，可以用卫生间了，但没有手纸了。我们也避免目光相遇，仿佛我们都为做过的事情而惭愧：如果不那样，情形可能会好得多，如果我们能默默地惭愧，同伴对你一无所知，你对他也一无所知，至少会好一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