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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他也原谅了自己，因为他本意是好的。
他站在镜子前面做了十来分钟的体操，然后刮胡子，穿衣服，茫然地梳着头发，用那个新买的电水壶烧了一点开水，铺床叠被，而且是有史以来第一次顺顺当当地完成了这一系列任务。他揍她了，他想着，他说不定更为过分，把她的脑袋往墙上撞；他也许差点儿就把她给杀了；谁知道呢，将来有一天他可能就会这么做的，说不定就在今天早晨。希特勒对我们的所作所为并不是从1945年就结束了；仍然在继续，看起来要永远继续下去。每一扇大门的后面都在延续着不可告人的行为。各种惨无人道、铤而走险的行为。整个国家的外表下面，一种潜藏的疯狂将一触即发。每周三次，我们无远不及的威慑力要把杀人犯从他们的老巢里给揪出来。不对哥萨克人来上一点集体迫害我们就无法入睡。每个上午我们都要绑架艾希曼，每个晚上我们都要将希特勒掐死在萌芽状态。在篮球赛中，我们要击败赫梅利尼茨基；在欧洲电视网上，我们为基什尼奥夫的死难者报仇。但是，我有什么权力干预呢?我倒是乐意跨上一匹白色的战马，奔驰向前，解救这个叫皮赞蒂的妇女，要么是他们夫妇俩，要么是整个国家，如果我知道怎么去做的话。如果我知道从哪里着手的话。眼前又出现了巴鲁赫的影子，他蓄着托洛茨基式的山羊胡子，拄着他那根雕花手杖。父亲捐款捐物，为矫正世界的秩序做出了自己的一份贡献，而我所做的就是在一份又一份请愿书上签名。也许昨天夜里我还是应该说服那个警察让我进去见见沙米尔?彼此推心置腹地谈一谈。也许我本应该把沙米尔介绍给我的出租车司机?
他突然想到应该坐下来，对鹰派右翼分子写一份言简意赅又发自肺腑的呼吁书。在《国土报》上对他们提出他自己的总体框架，保证能取得部分国民的一致认同。是温和派和不相信弥赛亚的鹰派分子（如果不是因为左派有无限制绥靖主义的倾向，鹰派分子也许仍想把归还的巴勒斯坦人的部分土地给吞回来）之间的一种新政。出租车司机说得对：在过去的二十年中，我们最严重的错误就是没有严肃对待皮赞蒂先生和皮赞蒂太太以及数十万同他们一样的以色列人的情感。阿拉伯人在他们心中激起了愤慨、恐惧和怀疑等实实在在的情感。这些情感毋庸置疑不应该受到蔑视，相反，我们应当用智辩的方法，通过循序渐进的、富于理性的努力，来平息这些情感。但我们并没有和他们说理，而是把整整一尿壶高高在上者的嘲弄的小便都浇在他们的脑袋上了。因此，要是能制订一个协议，明确规定我们温和派愿意对阿拉伯人让步的限度，那就显得有意义了。这样，这么说吧，他们就不会像巴鲁赫那样以为我们是在吆喝关门大甩卖了。这样他们就知道，如果事实证明阿拉伯方面食言或者是糊弄我们，我们左派甚至准备再次开战是为了什么目的了。如此一来，我们说不定还能够平息部分鹰派分子的情绪并带来一次解冻。
“解冻”一词让他想起自己还没把取暖器点上。当他弯下腰，他欣慰地发现，剩下的煤油还多着呢。点着了取暖器之后，他感到有必要咨询一下茨维·克鲁泡特金，然后再坐下来写那篇呼吁书。此时此刻，他情绪高涨，才不管茨维是不是正在刮胡子呢，因为他觉得自己的新思想可能大有裨益，确实非常紧急。可电话又一次沉默无语。费玛觉得，这次沉默的程度要比昨天夜里轻一些。差不多还可以听到一种断断续续的辘辘声，就好像磨牙似的。就像从深渊里发出的一种呻吟。费玛诊听出一丝微弱的生气，是那种复活的最初迹象。他可以肯定，这架机器并没死，只不过是处于一种深度昏迷状态罢了；尽管到现在还没有恢复知觉，但已经有微弱的反应了，是一种微弱的痛苦的呻吟，是一种轻微的颤动，让你还有抱希望的理由。尽管有一个事实必须加以考虑：厨房里的那台冰箱刚才在那里隆隆作响了。因此，可能是希望得过早了。
甚至“鹰派分子”这个词也突然让他觉得反感：把人类描述为“分子”是错误的。而且他觉得，将右翼思想家放在精神病医生诊察台上的做法也是荒唐的：我们的阵营似乎并不是心智健全的象征。我们现在也被绝望、挫折和愤怒所困扰。我们也陷入了情感纷乱状态，跟我们的敌手一样纷乱。跟阿拉伯人一样纷乱。可是“我们的阵营”这个说法也荒唐透顶。“我们的阵营”是什么意思?整个国家就是一个阵线，整个民族就是一支军队。一切都被划分成了阵营。和平力量。维和部队。共存的打击力量。裁减军备观察员。多国联合突击队。调停的先头部队。
费玛并没有立即去写呼吁书，而是走到窗前，站在那里，整理自己的思路。这时，他看着冬天的光线像一种贵重的物质一样覆盖在山顶上和斜坡上。费玛知道也喜欢“贵重的金属”，只不过他不知道哪些属于贵重金属。有一次，在雷哈夫亚他父亲的公寓里，巴鲁赫和迪米试图强行给他上一堂基础化学课。可费玛就像个执拗的孩子，在那里讲各种各样的俏皮话，耍弄文字游戏，以此自卫，直到后来，迪米说：“得了吧，爷爷，这玩意儿不适合他。”于是，他们两人就将他晾在一边，开始了对酸碱领域的探索，而费玛则因为自己的胃灼热对他们的试验一肚子不悦。
光线亲吻着一道道山脊，在峡谷里流溢，把每棵树和每块岩石中这些年来被一层层无生命的灰色程式所掩埋的发光特性都给唤醒了。似乎耶路撒冷在好几千年之前就失去了从内部自我更新的力量。好像只有经过这种陶醉了的光线亲切地接触一下，万物才能恢复从往昔的日子起就被掩盖的原初状态，不管是多么短暂。如果我双膝跪倒，向你谦卑地祷告，表达我的感激，阁下会屈尊对我轻轻点一下头吗?阁下有什么事希望我去做吗?阁下到底对我们大家是否感兴趣呢?您当初为什么要把我们放在这里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我们呢?您当初为什么要选择耶路撒冷呢?阁下还在听吗?阁下在微笑吗?
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如“往昔的日子”、“不属于这个世界”和“隐藏的一面”，让费玛充满了一种神秘和敬畏的感觉。一时间，他觉得，光线、泥土、杏树上和月空里的萤火虫，从这里向东一直延伸至美索不达米亚、向南一直延伸至位于阿拉伯半岛尖端曼德海峡的不毛之地，实际上还有他破旧的公寓，他越发显老的身体，甚至他那部破旧的电话，这些都算不了什么，只不过是相同存在的不同表现罢了，最终还是要化解成带裂痕的、易消亡的无数具体形式，即使从其自身来说是完整的、永恒的、一体的。难道绝对不可能这样说吗?只有在这样一个冬日的早晨，在清澈光线织成的婚纱（古老的阿拉米语短语“天国的光辉”可能就是这个意思）的覆盖下，大地和你那双审视的眼睛才能重新获得那种原初接触所带来的震颤。一切都恢复到最初的纯真状态。就像在创世之日那样。刹那间，那件肮脏的长期以来披在身上的疲惫和谎言上的外衣被揭掉了。
于是，费玛想到了“天上的耶路撒冷[3]”这个陈腐的名词，但他对这个概念有自己的解释，这种解释只能同他当时那个特定时刻的感受相吻合。他思忖着，有时候，睡眠时的谬误似乎比清醒时的要少；有时候就恰恰相反，而那种绝对的清醒状态也就变成了最被渴求的理想。这时他想，或许存在着三种状态，而不是两种状态：睡眠，清醒，还有今天早晨一开始就从体内和体外充满他的这种光线。由于找不到一个恰当的名称，他私下里把这种光线描述为第三种状态。他觉得，这不仅仅是覆盖在群山之上由纯洁光线做成的一种物质，事实上也是从群山之中和他自己身体里流淌出来的光线，正是在这些光线的混合中产生了第三种状态，它同完全的清醒和最沉的睡眠都隔着相等的距离，但和两者又截然不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