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约珥插上了电水壶的插头。她往两只玻璃杯中各倒入一些速溶咖啡粉末。费玛觉得，她将一扇又一扇橱柜门、一只又一只抽屉拉开又砰地关上，从严格的意义上来说没有必要。她说：
“好。很好。这么说，你到这里来就是为了就孩提时代及其各种问题给我做讲座了。特迪就有这样的朋友，是南非的一个儿童心理学家，我们也时不时向他咨询。所以你就打住吧，不要在那里寻找什么灾难和你要为之焦虑的事情了。不要再打搅大家了。”
约珥提及南非的时候，费玛突然产生了一种强烈的冲动，他费了好大一番气力才克制了这种冲动。他想跟她解释，在不久的将来，当种族隔离政权垮台的时候，他设想那里将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他敢肯定将会有一场血浴，不仅仅是在白人和黑人之间，而且也在白人和白人之间、黑人和黑人之间。有谁能断定在以色列就不存在类似的危险呢?但“血浴”这个字眼让他觉得陈词滥调。甚至想到陈词滥调这个念头这会儿也让他觉得十分陈词滥调。
在他身边的厨房餐桌上放着一盒打开的白脱饼干。他的手指不知不觉之间伸了过去，接着就一片接一片地吃将起来。约珥将冲好的牛奶咖啡递给他，他于是有些转弯抹角地向她描述前两天晚上所发生的事情，向她描述自己是怎么在她床上酣然入睡，而迪米到了凌晨一点还在那里处于清醒状态的。你们两个到特拉维夫玩了一个晚上，事先连一个急用的电话号码都懒得留下来，你们这种做法也太不像话了。你想想，假如孩子胆病发作了怎么办?要么，触电了怎么办?要么，中毒了怎么办?费玛把自己弄得一团混乱，因为他不愿意对她泄漏祭狗的事，即使间接地泄露出去他也不愿意。尽管如此，他还是咕哝出了一些情况，说邻居的那些孩子显然让迪米生活在痛苦之中。“你知道，约珥，他跟其他的孩子还不一样，他戴着眼镜，他是那么严肃，他是个白化病患者，他近视，你差不多可以说他是半个瞎子，相对他的年龄来说他的个头显得太小，或许是由于某种荷尔蒙紊乱，对此你应该想些办法才是，他神经过敏，他是一个内心的孩子——不，这样说还不对——是一个内向的孩子——就连这个词也不算精确——也许是深情的或是心灵的孩子：下定义可真难。他很有创造力。说得更精确一点，他是一个创新的、有趣的也许还能说是深邃的孩子。”
说到这里，费玛转而谈论成长在普遍残忍和暴力的时代所遇到的各种困难：每天晚上迪米都要跟我们一道看电视新闻，每天晚上电视屏幕上都要漫不经心地表现谋杀。他还说他自己在迪米这么大的时候的情况：那时他也是一个内向的孩子，他还没有妈妈，而他的父亲则有计划、有步骤地要把他逼得神经错乱。他说，很显然，这孩子唯一的情感纽带就是和他连在了一起，在所有的人当中竟然和他费玛连在了一起，尽管约珥也很清楚，他从来就没有把自己看成能作父亲的那种类型的人，为人父的念头也总是把他吓得要死，虽然这样，他有时仍觉得这是一个悲剧性错误，情况本来是可以截然相反的，只要……
约珥再次打断了他。她冷若冰霜地说：
“快把你的咖啡喝完，埃弗雷姆。我得走了。”
费玛问她得上哪儿。他非常乐意和她一道。不管是哪儿都成。他今天上午无事可做。他们还可以接着交谈。他相信这个问题至关重要、刻不容缓。要么，他就待在这儿等她回来，然后他们再继续交谈，这样是不是更好一些呢?他不在乎等待。今天是星期五，是他休息的日子，诊所关门，而星期天那些搞装潢的人就要到他家里来了，所以，待在家里他唯一想着的就是拆卸、包装之类的令人沮丧的任务。她是怎么想的?星期六上午她能否把特迪给他借用一两个小时，帮着他取下……得啦。他知道，这一切都是荒唐的，跟要紧的事根本就不沾边儿。他可以熨烫一些衣服，一直到她回来吗?要么把那些干净的衣服给折叠起来?改天吧，换个时间，他想对她讲讲最近一直萦绕他心头的想法，一种他称为“第三种状态”的思想。不，这不是什么政治观念。倒更像是存在主义的观念，如果我们还能说“存在主义”而不让人听上去觉得陈腐的话。“什么时候你提醒我一下。只要说‘第三种状态’我就会立刻记起来的，就会给你解释的。尽管这种思想也许愚蠢透顶。这会儿它显得并不重要。毕竟，在耶路撒冷这个地方，差不多每两个人当中你就能看到一个一半是先知、一半是总理的人。包括茨维卡·克鲁泡特金，包括沙米尔本人，我们当中的那个勃列日涅夫[1]。与其说耶路撒冷像一座城市，倒不如说它像一座疯人院。可我到这里来并不是为了跟你谈论沙米尔和勃列日涅夫的。我到这里来是为了同你谈论迪米的。迪米说，你和特迪在背后叫我‘小丑’。如果你知道你儿子现在也喜欢自称‘小小丑’你说不定会感到吃惊的。这还不足以让你震惊吗?我倒不在乎别人叫我小丑。被自己父亲视为施勒密尔和施勒麻痴的人你叫他小丑那是再合适不过了。虽然他自己同样荒唐可笑。我指的是老头子。巴鲁赫。在某些方面，他甚至比我和迪米要更加荒唐可笑。他是又一个耶路撒冷先知，有自己关于分三个阶段轻松地实施救赎行动的个人方案。他会讲一个故事，是一个赞礼员的故事，那个赞礼员在敬畏节日期间竟然只身羁留在一个孤岛上。这个并不重要。顺便说一句，最近他喜欢弄出一些口哨一样的声音。我指的是气喘。我感到十分焦虑。我这说不定是在想象而已。你是怎么想的呢，约珥?也许你可以找个时间跟他聊一聊，让他住院做些检查?你总能够软化他。你说不定还是唯一能抑制他那修正主义般顽固情绪的人。我说过，每两个耶路撒冷人当中就有一个人想成为弥赛亚，而这个例子就很好地说明了我的这层意思。可这又怎么样呢?对于一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来说，我们所有的人想必看上去都同样地荒唐可笑。甚至你约珥，连同你的喷气式汽车也是这样。现在，我们唯一真正缺乏的东西就是一点点怜悯和常识，这里有谁还需要喷气式汽车呢?然而，我们所有的人，包括那个不偏不倚的旁观者，在高山看来也都是荒唐可笑的。要么也可以说在沙漠看来。你不愿意说特迪也荒唐可笑吗?那个会走动的板条箱。茨维卡呢?就在今天上午我还看到一篇他写的歇斯底里的文章，文章试图用科学的方法来证明政府与现实隔绝了。似乎现实就生活在茨维卡小小的衣兜里。尽管不容否认，政府充斥着愚蠢透顶的人，有些人甚至还相当程度地精神错乱。但我们究竟要用什么方式同政府发生联系呢?这样的情况总是发生在我们身上：就这一次，我们决定要就我们俩、这个孩子和那些重要的事情进行一次严肃的交谈，哎，可不知怎么的，政府却闯了进来。你这么急急忙忙地非得要上哪儿去呢?你哪儿都不必去。这是在撒谎。星期五你也休息的。你对我撒谎，其目的就是要把我赶走。你想叫我离开。你是害怕了，约珥。可你究竟害怕什么呢?害怕思考迪米为什么自称‘小小丑’吗?”
约珥背对着他，在那里折叠茶巾，又把茶巾一条一条地收到抽屉里，这时平静地答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