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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以色列·扎黑的名字几乎已为人们遗忘，可那时，他是一位多产的年轻作家，作品畅销。他和我父亲年龄相仿，但是在1937年，二十八岁左右时，他已经出版了至少三本书。我崇敬他，是因为我听说他和其他作家不同，整个耶路撒冷的人们都在创作学术著作，从注释，从其他的书，从书单，从字典，从卷帙浩繁的外国巨著和墨迹斑斑的索引卡片中汇整着一本本书，但是扎黑先生却撰写“出自大脑的书”。（我父亲经常说：“倘若剽窃一本书，人们谴责你为文抄公；然而倘若你剽窃十本书，人们会认为你是学者；倘若你剽窃三十本书，则是位杰出的学者。”）
冬天的夜晚，我父母圈子里的一些人经常聚会，有时在我们家，有时在对面的扎黑家里。有哈伊姆和汉娜·托伦、施穆埃尔·维尔塞斯、布来曼一家人、夸夸其谈的大侃家沙龙—施瓦多伦先生、红头发的民俗学者施瓦茨鲍姆、在犹太代办处工作的以色列·哈纳尼及其夫人埃斯特。他们吃过晚饭后，七点或者七点半钟前来，九点半离开，那时间已被视为晚的了。在这段时间里，他们喝着热乎乎的茶，轻轻咬着蜂蜜蛋糕或新鲜水果，义愤填膺地谈论我无法理解的话题，可是我知道，有朝一日我会理解的，我将参加讨论并发表令他们意想不到的决断性论证。我甚至可以设法让他们刮目相看，我可以像扎黑先生那样也用自己的头脑写作，或者是像比阿里克和亚历山大爷爷和列文·吉普尼斯和车尔尼霍夫斯基博士那位体味令我永远铭记的医生——发表诗集。
扎黑不但是父亲的前房东，而且是挚友，尽管在我那位修正主义父亲和“红色”扎黑之间的争论已经习以为常。爸爸喜欢谈论，喜欢解释，扎黑喜欢倾听。我母亲会时不时插上一两句话。埃斯特·扎黑喜欢问问题，我父亲愿意向她做出广博详尽的答复。以色列·扎黑有时会把脸转向我的母亲，低垂眼帘，询问她的看法，仿佛用代码语言请求她在争论中支持他。母亲知道如何进一步阐发某事。她做这些时言简意赅。之后，谈话有时采用愉快轻松的语调，一种新的平静，一种小心翼翼或踟蹰不定的语调融进争论中，直至又一次大发火，嗓门在彬彬有礼的愤怒中提高，在惊叹号中激化。
1947年，特拉维夫的出版商约书亚·查持克出版了父亲的第一本书——《希伯来文学中的中篇小说：从起源到哈斯卡拉注的终结》。这本书以父亲的硕士论文为基础。扉页上声明，本书获得特拉维夫市政府的克劳斯纳奖，蒙市政府和琪波拉·克劳斯纳纪念基金资助。约瑟夫·克劳斯纳博士、教授亲自为本书撰写了前言：
看到论希伯来中篇小说专著问世，倍感欣喜。值鄙人任吾等唯一之希伯来大学教授时，一贯支持余之弟子、贤侄耶胡达·阿里耶·克劳斯纳将其提交于余，作为现代希伯来文学之毕业论文。该作非同寻常……其研究涉猎广泛而包罗万象……即使风格亦显丰富而明晰，与重要论题珠联璧合……因此鄙人不禁十分高兴……《塔木德》说：“弟子如同儿子”……
在扉页之后，另起页，父亲把书献给他的哥哥大卫以示纪念：
献给我文学史的启蒙老师……
我唯一的兄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