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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觉得这几个字颇为蹊跷。娜娃每天在家里等他吃午饭。他一点钟回家，而她十二点钟从小学校下班。娜娃和本尼结婚十七年了，他们仍然相爱，但在日常交流中，他们多数情况下相敬如宾，夹带着某种克制的不耐烦。他把政治活动与村里的公务带回家里，对此她心存怨恨。她无法忍受他毫无偏见地对所有人滥施具有民主精神的亲切友善。而在他看来，他不喜欢她的艺术热情，不喜欢她用泥土制成模型又在一个特制的窑内烧制而成的小塑像。他憎恨烧制泥土的味道，而她身上有时就沾有这种味道。
本尼·阿弗尼拨打自家电话。电话铃响了八九声后，他才确定娜娃不在家。在他看来，午饭时间她不在家这件事令他感到奇怪。更为奇怪的是，她让阿迪勒捎便条给他，但闭口不谈她去了哪里，何时回来。在他看来，便条一事不合情理，她差遣的送信人也让人吃惊。可他并不担心。如果突然外出，娜娃和他会在客厅花瓶下给对方留个便条。
因此本尼·阿弗尼写完了最后两封信：一封给阿达·达瓦什谈邮局搬迁问题，另一封给村委会会计谈一位雇员的养老金权利。他把收文篮里的内容归了档，把信件放到发文篮里，检查了窗子和百叶窗，穿上他的绒面革中长大衣，给门上了两把锁。他计划路过纪念花园，去接也许还坐在长椅上的娜娃，和她一起回家吃午饭。然而他转身又返回了办公室，因为他觉得可能忘了关电脑，或者忘了关厕所灯。可是电脑关了，厕所的灯也灭了。因此本尼·阿弗尼再次给门上了两把锁，出门去寻找他的妻子。
二
娜娃没有坐在纪念公园旁边的长椅上。实际上，哪里都看不到她的身影。可是瘦骨嶙峋的学生阿迪勒正独自坐在那里，一本打开的书倒扣在他的膝盖上。他没有看书，而是目不转睛地盯着街道。麻雀在他头顶的树上叽叽喳喳。本尼·阿弗尼把一只手放在阿迪勒的肩膀上。
“娜娃刚才不是在这里吗？”他温和地问，似乎怕伤害阿拉伯男孩。阿迪勒回答说刚才在，可现在不在了。“我没看见她，”本尼·阿弗尼说，“我想你也许知道她往哪个方向走了。”
阿迪勒说：
“抱歉。非常抱歉。”
本尼·阿弗尼回答：
